中国发展简报/文

    平台型机构优势凸显

    随着疫情的常态化，一些枢纽型社会组织更加关注执行型社会组织的生存压力，主动与其比肩作战，一起讨论解决方案。

    南都基金会在4月底就联合16家基金会，共同发起对湖北公益支持的联合行动项目。除此之外，还通过资助信息的共享，实现资源有效匹配和协同，在行业层面提供了相应的数据支持。

    当灾难降临时，大家对于捐款的热情空前高涨。比如，恩派到3月底就已经筹集90万元，发包了33个项目，动员将近16万人群。很显然，在这个时期，枢纽型机构的组织力量就会凸现出来。

    也有一些咨询机构，通过线上，与其他国际组织分享中国企业成功的抗疫经验，变成疫情中对接需求的平台，将平台资源转化为疫情中的一个对接媒介，发挥了特殊作用。

    有很多枢纽型组织与执行型组织形成联盟，发挥各自优势，抱团取暖。

    南都基金会允许伙伴灵活调整资金用途，同意把资金调整为人员经费，这一原则据说到现在一直延续。同时，允许伙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项目周期和拨款节奏，比如原本两笔拨款的，有可能改成三笔拨款，并在一些专门针对人员经费的支持上，开始设计一些小额资助项目。

    除了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以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之后，还应倡导地方政府在应急预案中纳入建立政策应急救灾协调平台机制，这有利于社会组织有序参与救灾。

    共同的担忧能否共同应对？

    由于经济下行叠加今年的疫情，基金会、平台机构、地方性资源，能否坐在一起商讨共同的对策。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行业项目大概减少60%，有的机构自身项目同比减少40%。对于后疫情时代，社会组织的存活，需要政府做一些支持。

    虽然各种调查数据显示，社会组织受疫情影响的幅度其实丝毫不比企业小，但是一些减免政策社会组织只能享受到4月份，在这些政策的倡导方面社会组织需要联合呼吁和发声。

    这就需要枢纽型社会组织发挥引领作用，联合大家共同建立行业危机应对指南，包括枢纽型组织应该怎样去对接资源? 有哪些平台？一线组织有哪些对策？是不是应该相互借鉴？也可以做一些线上产品的整体部署和规划，共同联合申请一些政府购买或行业引领项目。

    被疫情“放大”了的问题

    这次疫情也放大了很多社会组织的问题。比如，机构项目执行能力怎么样？政府购买的力度够不够？还有资金难以为继、人才流动增大等。

    其中，社会组织人才流动长期保持在30%以上，一直是行业老大难问题，尤其具有卫生防护知识和紧急救灾能力的人才更为稀缺。

    但是如行业协会这类组织，因为有技术资源，可以通过智能机器人消毒、远距离测温、无人机管控等在疫情中发挥作用。那么公益类社会组织，就要思考自己的专业能力是什么？尤其从社会组织的发展阶段来看，从创始期到专业能力建设期，再到政府购买服务阶段，公益组织是不是有能力通过这次疫情大考？从某种程度来说，疫情是在检验社会组织能否等到走入下一个阶段的能力和时机。

    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发力点

    对整个行业来说，未来社会组织可以在四个方面发力：

    第一，要有序地参与社会治理活动，但要融入大局。在对接政府、积极融入政府联防联控体系方面，要表现得更有秩序感，即在各条战线上，社会组织更多要以帮忙不添乱的姿态，在有需求的群众中提供精准的服务。

    第二，要以专业为本，但要更注重以需求为先。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社会组织更需要紧扣专业和需求，尤其是凸显使命感和价值观的防控需求，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起点开展服务。

    第三，要更加精准地定位，并做一点查漏补缺。社会组织参加防疫，要在政府、企业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发挥作用，才会成效明显。

    第四，全程参与，持续服务。从疫情开始到现在，社会组织可能一直奋战在一线，但是在后疫情时代，社会组织要向更持久的方向迈进，包括走出去的步伐，还有行业之间的联盟更稳定，要全程参与到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当中。（据中国发展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