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何

    “你们终于开门了！”这是疫情高峰过去之后，终于随着北京市初步解封而重开的北京石景山区乐龄养老服务中心，与它的创始人王艳蕊，几天里听到最多的话。

    解除封锁的通知一下，滞留在外的老人马上开始返回，哪怕仍需经过核酸检测和隔离14天才能进入中心，这些苛刻条件也没有拦住他们返回的决心。

    “家属都要崩溃了，家里不知道怎么照顾老人，也没有能力照顾，没有人。”王艳蕊解释，“不止家属，也有老人在家觉得住得不合适，也想回来，但之前谁也没办法（回来），他们就天天来问。”

    也有在院老人的家属在乐龄公众号文章下留言：“这些日子，可把你们辛苦坏了……不是一个谢谢就能让我们心安的。”

    现实困局

    “养老”这件事，其实远非很多年轻人想象中的那样平和温馨：陪老人说说话，散散步，帮忙买生活用品，在老人身体不适的时候陪他/她去医院，或在重病住院阶段去医院看望和陪护。

    在现实中，早在最终宣告情况危急之前很久，家里的老人可能就已经难以自己行走，可能失去语言和表达能力，可能失明失聪，可能逐渐失去思维和意识，变得无法交流，可能陷入幻觉乃至于做出一些家人无法理解的举动。

    “失能失智”，我们一般这样称呼这个老年人群体。他们需要的不再是“陪伴”，而是实实在在的“照料”，需要有人帮助完成大小便，帮助洗澡擦身，需要喂饭或者流食，需要有人24小时关注情况变化，制止危险举动——就像照料一个新生儿那样。

    乐龄接待过这样一个家庭：家中两位高龄老人均为重度失能失智，老父亲失明且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母亲则常年瘫痪在床，除了雇佣了一个住家保姆之外，还需要四个子女以月为单位轮流在父母家陪护，但实际上，四个子女本身也都已经过了退休年龄。

    找到乐龄的是这家的大女儿，轮到她值守的那个月刚好赶上她自己的女儿怀孕分娩，住家保姆照顾一位瘫痪老人的生活起居已经工作饱和，而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父亲一刻离不开人。当“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危机，被拖入近乎没有止境的时间索取，几乎无法避免顾此失彼的结局。

    她因此选择了向乐龄求助。

    起初她为父亲尝试的是日托形式——早上她出发去女儿家前把老父亲送到乐龄站点，晚上再接回，尽管家到站点只有大约一百米距离，这种方式还是很快被证明行不通：移动过程中的困难还都在其次，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极其依赖熟悉的环境，而对于这些近期记忆几乎为零的老人来说，每天两次往返其实意味着一整天都在陌生环境中度过，而患者会因此格外焦虑不安，对于失明老人，这种影响尤其强烈。

    “我能把他暂时放在你们那儿吗？”那位阿姨这样问王艳蕊，“晚上也不接了。”

    这是乐龄尝试老人入住模式的开始，王艳蕊将护理员们的排班从原本的统一白班修改为24小时倒班制——这位阿尔茨海默症老人只是庞大失能失智群体中的一个，实际护理起来，几乎每一位老人的情况都有不同：有失智老人没有办法睡整觉，有行动不便老人临时需要起夜上厕所，卧床老人需要定期帮忙翻身，因为容易坠床而应用约束保护措施的老人则出于防范意外的考虑，需要定期巡视。

    没有家庭能够承受如此强度的长期照护工作，因为这意味着至少牺牲家里其中几个人的全部生活，包括睡眠，在个别极端情况下甚至也包括照料者自己的健康。

    与照护困局同样现实的还有家庭财政负担：目前市场价而言，照料一个失能老人的保姆薪水至少在7000元，如果有专业技能，上万也很常见，即使在北京，这也不是一般人的退休金可以负担得起的费用。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更容易被人忽略的是，除了海量时间精力之外，照顾老人又是一件处处需要专业技能的事。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挪动老人——把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从床或者轮椅上挪下来，这听上去并非难事，现实中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却很有可能发生意外：弄伤老人，或者弄伤自己。

    “我们护理员培训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床上的挪动，从床上挪到轮椅上，或者从轮椅上挪到床上，那么首先你应该从什么位置下手去抱老人，不提前做这些培训，有可能你一拽，老人就骨折了，脱臼了，或者你自己发力不对，把腰闪了，这还都是没有摔的情况。”王艳蕊总结，“其实是真的挺难的。”

    挪动只是第一步，照顾一个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意味着每天在固定时间完成的一系列身体清洁，按照健康状况安排的特殊饮食，具体到小时的娱乐和休闲活动，定期翻身以及巡视，考虑到没有人能够独力承担如此繁重的工作，照护当中还涉及不同班次之间的工作衔接与记录……

    而定期监测身体指标，为每一位老人安排需要按时服用的药物，及时识别危险信号并联系医院或出诊医生，更是每一位护理员的工作日常。

    “我自己来说，如果有一天我父母离不开人了，要人照顾了，我肯定第一时间就会找人。”王艳蕊说，“情感支持和具体的护理工作是两回事，我当然会陪着，但是护理的事情，我做的肯定没有我们护理员好。”

    但她也承认，现实并不是可以这样非黑即白划分清楚的事，亲人的照料与专业护理之间应该如何抉择，仍然受到更多条件的限制，而机构所能做的仅仅是为这些家庭和老人提供多一种选项。

    在当下，更迫切的问题并非老人或家人应当如何选择，而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缺少选择的机会。

    做雪中送炭的事

    “我们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而不是那些锦上添花的事情。”王艳蕊总结。

    2006年最初创办社区养老公益机构“乐龄合作社”时，王艳蕊和她在社区动员起来的老年志愿者团队同样没有特别注意过深处舆论水面之下的失能失智老人群体，在当时，动员本地社区力量，实现老人群体内部的互帮互助，被认为是解决老年人孤独等问题的先进理念之一。

    但真正的刚性需求逐渐浮出水面：不断有老人因为家里保姆“断档”而寻求同为老年人的志愿者团队的帮助，老年护理方面的家政服务存在巨大缺口，尽管热心志愿者愿意提供一些帮助，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乐龄的全职家政护理员很快上岗，不久后争取到了部分社区居委会的场地支持，从上门服务发展到日托，之后又在家属要求的推动下，进一步从日托发展到入住。

    “重度失能老人的护理是有极高需求的，有些家庭是临时找不到保姆，有些是刚出院的需要特殊护理的老人，家属担心照顾不好于是寻求专业帮助。”王艳蕊解释。第一个开放入住的站点最初的六张床迅速满员，随后开始加床，王艳蕊也收到了更多社区“能不能开到我们这里”的询问。

    摸爬滚打多年，王艳蕊始终坚持要做平价养老，要为普通人、普通家庭解决养老困境，但在此之前，乐龄始终没有解决需求端与服务端之间经济上的巨大鸿沟：一边是需要职业培训、需要稳定工资和五险一金的全职员工，另一边却是节俭了一辈子，最不舍得往自己身上花钱的老年人群体。

    但从接收长期入住老人开始，乐龄虽然仍旧亏本，但终于开始有了稳定收入。“我们要做的是居家、社区和机构一体化的综合服务。”王艳蕊说，“这几年我一直在倡议，那些需要照顾的老人才是真需求。我们要做小型嵌入式的综合养老服务，但更多地偏向于失能失智、高龄、空巢、独居等群体，那些低龄的活跃老人，我们希望他们能来当志愿者。”志愿者模式，是14年前“乐龄合作社”的延续。

    在找到正确经营模式之后，乐龄渐上正轨，2019年，乐龄接收的托管老人人数达到146人，老年餐服务超过4万次，直接接受服务的老人则达到1046人。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王艳蕊原本期望乐龄能够在2020年第一次实现收支平衡——但疫情打乱了一切。

    为了有尊严的生命

    过去几年，乐龄在联合多方力量推动“长期介护险”的发展，希望能够通过社会保险的方式帮助支付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晚年照护费用，这也是一部分养老产业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当前解决方案：调用类似医保的社会保障系统，让老年人有机会在晚年获得更专业的照料，而不至于为此搭上毕生积蓄。

    尽管仍在起步阶段，但类似的社保理念已经开始在小范围内落地。2020年开始，北京市石景山区——也就是乐龄目前所在的区——将推进失能老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全区覆盖，乐龄的经验，也正在更多地方获得引进和推广。

    对王艳蕊和乐龄来说，考验仍旧接二连三。刚刚过去的这个六月，随着北京疫情的反复，原本已看到一线转机的行业再次遭遇沉重打击，服务中断使得不少机构的资金流状况愈发艰难，一如王艳蕊在6月初发布的乐龄2019年报序言中写过的句子，“真的是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但在从业十四年后的今天，回看自己为之投入无数精力金钱的养老事业，王艳蕊提起的是那个经典寓言：雨后的沙滩上，一个小男孩把浅坑中搁浅的小鱼一条一条扔回大海，路过的每个人都告诉他，他不可能在浅坑干涸之前拯救所有小鱼。

    小男孩回答说：“能救一条也有意义。”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