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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距离结束支教服务已有21年,但身在上海的杨春花仍挂念着她的第二故乡——云南省广南县。一年的志愿帮扶如同一粒种子,在贫困地区生根发芽——她曾经的学生们,如今已走上了不同岗位,改写了人生。 记者在云南、贵州等地调研时发现,本轮精准扶贫过程中,作为大帮扶的一支重要力量,“嵌入式”志愿服务在补齐贫困地区医疗、教育、乡村治理等“软短板”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受访业内人士认为,在巩固脱贫成效、乡村振兴过程中,无论是组团式,还是自发式的志愿帮扶,在解决地区发展不均衡等方面仍大有可为。 扶贫扶到心里去 1998年上海团市委会同市文明办共同启动了“上海青年志愿者赴滇志愿服务接力计划”,该项志愿帮扶行动至今仍在延续,服务领域涵盖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农技推广等方面。 因为有从事教育的经历,杨春花作为首批志愿服务队的队长,被安排到广南县第一中学任教。 “当时从影视剧中知道彩云之南,便心生向往之情。”但来到云南后,杨春花发现“这里与想象中有很大差距。” “这里有深深的贫困烙印。”杨春花说。 刚到广南县时,杨春花发现县政府大院内停的多是吉普车。随后跟着当地干部下乡才明白,因为道路条件差,即便是开着吉普车,在山路上行驶也非常困难。 “骨头都快被颠散架了。”走村入户的情形,杨春花至今难忘,还有一次因为山路坡太陡,吉普车动力不足,车爬不上去,最终翻车了,好在人没受伤。 到群众家后,杨春花更吃惊,明白了什么是“家徒四壁”。一些贫困户家里除了煮饭的锅,没有其他炊具,也没有任何家用电器,顿顿只有红薯、南瓜,让孩子上学更是一件奢侈的事,经常有孩子无奈辍学。 “尽管如此,孩子们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对读书的热情。”杨春花说,这让她深受感染,在教学时,她会更加关心和关注贫困家庭的学生。 为了资助更多的学生,杨春花刊发了不少支教日记,替孩子们从深山里传出“呐喊”,一些爱心人士通过她结对帮助了很多学生,圆了孩子们的读书梦。 如今,杨春花教过的孩子大多学有所成,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扶贫要扶到心里去,仅扶经济是不够的。作为一种软性帮扶措施,像杨春花这样的志愿者在“嵌入式”的点滴服务中,温暖着贫困地区人们的心。 “我把云南当作第二故乡,把那里的孩子当成我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也一样挂念着我。”杨春花说。 让“新市民”安居又安心 易地搬迁是精准扶贫过程中的重要手段,如今,全国绝大部分搬迁群众实现了安居梦。而让他们尽早适应新生活,志愿服务发挥着作用。 贵州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最多的省份,188万贫困人口搬出大山到城镇生活。今年1月,贵州要求各地发挥工青妇优势,联合创建“新市民·追梦桥”服务品牌,促进搬迁群众加快融入“新生活”,成为“新市民”。 “两个孩子都报名了绘画班,周六上课,已经学了两个多月了,在老家可没有这个条件。”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灯塔街道办事处矮屯社区“青年之家”等待孩子下课的“新市民”冉冬梅说,她老家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深山里,孩子上学要走1个半小时,搬迁后走路只需要10分钟,还能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这在老家想都不敢想。 “专门针对社区小朋友的兴趣班,起初没有几个人报名,半年后已经有180多个小朋友报名参加校主持人、舞蹈、绘画、书法等课程。”矮屯社区志愿者王琳玉说,搬迁群众入住一段时间后,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更加注重子女的教育。 邓小青也是和王琳玉一样的志愿者。2019年8月,大学毕业的她参加“贵州万名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项目”。因从小接触了不少留守儿童,便主动申请到矮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提供支教服务。 起初,邓小青因为没有深入接触过这么多来自不同区县的群众,一度面临很多困难,最典型的是家长们的不信任和不沟通,孩子们的陌生、害羞和害怕。但她没有放弃。 为了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她主动和他们交朋友,陪他们一起在社区里玩耍,主动帮他们辅导作业,给女孩子们梳好看的发型……通过努力,邓小青拉近了和小朋友们之间的距离,得到了安置点家长、学生们的认可和信任。 “现在每个小朋友都把我当成他们的朋友,他们会用小手编漂亮的手环送给我,有开心的事会和我分享,不开心的事情也会向我倾诉。”谈及这些变化,邓小青显得无比开心。 “明年志愿服务生活就要结束了,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参与志愿服务期间,我实现了从一名大学生到一名基层志愿者的转变。”邓小青说,“不辜负这一段青春。” 脱贫路上人人都是参与者 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流传着“这条小鱼在乎”的故事——海水退潮后,大量的鱼被搁浅在海滩上。一个小男孩见状,捡起鱼一条一条地往海里扔。 有人劝他:“孩子,这么多鱼,你救得过来吗?” “我知道!”小男孩回答。 “那你为什么还救?谁在乎呢?” 小男孩一边救鱼一边回答:“这条鱼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 这个故事是第14届队员晏一铭在为贫困地区孩子劝募助学资金时分享给队友的。从那时开始,“不放弃每一条小鱼,不放弃每一个孩子”的信念,鼓舞了一届届支教队员,将心和孩子们连在一起,帮助他们用知识改变命运,也鼓舞了身边善良的人们伸出援手,一起点亮孩子们的希望。 “扶贫开发是一个很宏大的战略,但它并没有想象中遥远,通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推动扶贫开发进程,让小鱼们都能实现遨游大海的梦。”厦门大学第21届研究生支教团隆德分队的队长许继聪说。 早在2014年,国办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要求要坚持政府引导、多元主体、群众参与、精准扶贫的原则,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兴友善互助、守望相助的社会风尚,创新完善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社会扶贫参与机制,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 6年来,有数不清的人无偿付出自己的时间、知识、技能、体力,响应着这份远大事业的号召。 在四川,眉山首位毕业于985院校的硕士刘沈厅当上了职业农民,他自主研发专利技术解决种植难题,免费进行推广试用,培养了300余位新型职业农民;在海南,黎族女孩张潮瑛将自己的织锦技艺充分发挥,开办培训班,让身边人免费学习黎锦技艺,带动当地农民一年人均增收3000多元;在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南山镇扶贫志愿者陈若岚自上岗开始没有休过一天假,在扶贫任务最重时,每天都要跟着扶贫干部跑3至5个村,接打几十个电话,晚上加班做材料,一下子瘦了20多斤…… “扶贫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而志愿服务作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利用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参与到精准扶贫中,能够形成全社会参与扶贫的新格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合作交流部部长许贝宁说,“扶贫没有旁观者,人人都可以是参与者。” 志愿帮扶前景可期 多位受访者认为,扶贫志愿者是向贫困发起总攻时人们的自觉行动,探索开创了很多社会化扶贫的新模式,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作出了积极贡献。 组团式帮扶,确保志愿服务的延续性。许贝宁介绍,“上海青年志愿者赴滇志愿服务接力计划”启动至今,共派遣了505名青年志愿者前往云南红河、文山、迪庆等对口州(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服务领域涵盖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农技推广等方面。其中,医务志愿者累计进行门诊会诊、教学查房共12万余人次,抢救危重病人3066例,每年平均下乡义诊50余次。 自发式帮扶,灵活对接服务需求。上海市徐汇区的党员张志勇带着对贫困山区的感怀、献身志愿的情怀,助力云南山村教育,成了众多孩子的“上海阿爸”。16年来,张志勇在云南的时间超过在上海的时间,资助贫困孩子、设立奖学金、慰问贫困家庭。2014年,上海张志勇公益服务社成立,服务社致力于帮扶贫困地区追求梦想的人们走出困境、拓展视野、实现自立。 社工式志愿服务,探索贫困村寨发展型社会工作的路径。近年来,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和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深入沧源县孟董镇刀董村持续开展少数民族乡村社会工作,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经济。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所长向荣介绍,志愿者最初只是配合村委会和当地的民政助理完成具体工作,通过3个月的走访,确定了每家每户的生计状况和需求,建立了留守人员档案,并进行个案救助,比如贫困户救助、建档跟踪等。随后,志愿者又链接当地各方资源,共同组建了刀董村养鸡合作社。如今,合作社除了产业开发外,也发挥了人才培养、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等功能。 记者采访发现,聚焦脱贫攻坚大主题,志愿服务改变了“走读式”帮扶,更有针对性和延续性。在巩固脱贫成效、乡村振兴过程中,无论是组团式,还是自发式的志愿帮扶,在解决地区发展不均衡等方面都大有可为。 例如,可帮助做好移民搬迁的后半篇文章。邓小青等志愿者认为,虽然现在搬迁群众已实现入住,但后续要让他们尽快融入新环境、适应新生活还有一个过程。期间,社区的志愿服务应及时跟上,在群众就业、就学、就医等方面予以帮助,让搬迁群众尽快向新市民转变。 又如,持续帮扶基层医卫、教育事业。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不少志愿服务都是聚焦贫困地区医疗、教育等“软短板”,这些短板的补齐不像基础设施建设那样容易,不能一蹴而就。而前期的嵌入式志愿服务已打下基础,向荣说,希望组团式志愿接力、社工式志愿服务能在这些领域持之以恒,为贫困地区带来新理念、新思想,促进医卫条件的改善和教育理念的更新。 再如,聚焦乡村产业人才培育。许贝宁建议,可发挥互联网平台在资源配置中的集成和优化作用,打破时空壁垒,广泛招募志愿者,不断壮大、优化志愿者队伍,有效整合、精准对接服务需求。由以往输送医学、农学、师范类专业志愿者为主,逐渐将更多创新创业、组织管理、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人才输送到各个角落。(据《瞭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