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钧 陈雁雁/文

    首倡义赈
    改变“官赈”一统天下的局面

    李金镛，字秋亭，号丽卿。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实业家、清官和外交家，也是清末著名的慈善家。他成长于乐善好施的商人家庭，年少时就从事慈善活动，后在救荒义赈中的卓越贡献而成名，因能力出众为李鸿章赏识，转而从政，由此边做官边做慈善，从苏北到山东，由天津到长春再转到漠河。

    李金镛致力于“义赈”，亲赴一线，奠定民间救灾的模式和规章，救活许多百姓，在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李金镛最为人称道的慈善事迹是在“丁戊奇荒”中的赈灾工作，他首倡“义赈”，并且在赈灾过程中做出杰出贡献。赈灾时当地百姓感念李公恩德，称其为“李青天”“李慈父”。在传统的救荒体制中，“官赈”一直是主流，但弊病甚多。“义赈”，是指与官赈相区别的，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直接向灾民发放救灾物资的“民捐民办”赈灾活动。如研究者评价，晚清的义赈不仅改变了自古以来官赈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为百弊丛生的传统救荒体制带来了新鲜气息。光绪二年（1876），苏北一带的旱灾引发了蝗灾，灾民饥不择食，官赈已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初冬时灾民流离失所，惨不胜言。据记载，不下二十万的苏北灾民纷纷流亡到南京、常州、苏州、上海一带觅食。于是江南本地士绅在本地设厂留养难民，筹措棉衣发放给灾民。李金镛一方面参与到赈灾活动中，一方面有感于老幼灾民行动不便，不能出走觅食，遂萌发出携款赴灾区放赈的想法。他赴上海与胡雪岩等商绅协商，筹措资金，召集同道十多名善士，携赈银十三万两赶赴苏北灾区。到了灾区后，李金镛采用先师余治的做法，绘制图例，遍告灾民。他冒着疫病的风险，会同本地正直绅士、地保，逐户清查统计，随查随放赈灾款。历时五个多月，终于解灾民于倒悬，李金镛成了赈灾群体里的风云人物，时人评论说义赈先是在东南地区行动，后来又出境到其他各省赈灾，实以李金镛在淮海打的第一仗为先锋。李金镛在苏北办理完赈务，本可以返回江南。但他并没有停止脚步，而是与同道一起直接赶往山东青州一带继续赈灾。李金镛自筹赈银十余万，亲自发放赈银七八十万。在当时参与赈灾的诸多队伍中，李金镛带领的“江广助赈局”人员多，资金雄厚，办赈得法，因而成为山东赈灾的主力。李金镛总结办赈经验，制定了《海州查赈章程》，奠定了晚清义赈的基本原则，成为以后各省开展义赈的范本。作为完整规范的工作流程，其规定了查户、放票、散赈等主要环节的做法。例如规定查户怎么使用印票，存根怎么装订，人口如何登记等。此章程细致严密，最大限度防止了舞弊的可能，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一直沿用至民国初年。

    在东赈期间，李金镛在山东青州设立江广赈灾局，作为领导青州府各属赈务的总机构。同时在下属几个县设立分局，分派义赈同人主持各局工作。同时他考察青州地形，向地方政府提出了以工代赈、疏浚小清河的建议。这种思路在义赈史上也具有特殊意义。

    相对于部分灾区士绅消极漠然的态度，或者趁灾荒巧取豪夺营私舞弊的负面表现，以李金镛、谢家福等为代表的江南士绅冲在义赈救灾第一线，他们的努力既解决了一部分社会问题，又为后来的赈灾工作指明了方向，某种程度上也抵御了传教士和西方文化的侵入。

    将江南善堂向北方推广

    参与社会治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社会救济需求相应增加，原有的救济设施更显杯水车薪。当时，综合性善堂以其方便士绅阶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能够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在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兴起。尤其是上海的同仁辅元堂、果育堂等善堂，不仅在解决上海本地社会问题上表现出色，在组织对华北灾区的义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绪四年（1878），众多灾民流入天津城内，李金镛倡议从赈款中拨出万金，在天津境内“创设善堂，名曰广仁”。并进一步筹措经费，近代华北地区最有代表性的社会救济机构——广仁堂，在各界的赞助下开办起来，这是把江南的善堂善会向北方推广的开创性举动。从机构设置来看，广仁堂“分设六所：一曰慈幼所，收养男孩，初时则为涤垢治病，继则分拨各所授事。二曰蒙养所，设义学整斋，择聪俊者，延师课读。三曰力田所，于堂之左右购置地亩，种植木棉稻黍菜疏，择笨者雇老农教习。四曰工艺所，择不能耕读者，令习编藤织席刻字印书，俟年长业成，听其出堂自谋衣食。五曰敬节所，收养青年节妇及无依幼女，无家可归，俟长成为之婚择配。六曰戒烟所，广延良医，妥置方药，疗治鸦片瘾病，俾吸食者有自新之路庶烟禁不致徒设”。广仁堂的最大特点是“于读书、农工加意焉，务俾一人有一人之事，渐冀自能谋生”，即教养并重，身心兼教。在广仁堂创立时就认识到选择管理人员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提供优厚待遇来提高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但在实践中，广仁堂“所有南北办堂董事，不领薪水，仅领车马费数千文，以襄善举”，只有具体办事人员发给全部薪水。为了取得众人的信任，晚清各社会救济机构一般都将经费收支情况，以征信录的形式公布。它详细列出捐款人的姓名、捐款数额和各项公费支出细目，表示经办人涓滴归公，以昭众信。广仁堂也不例外，接受官府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广仁堂运作有序，成绩斐然，远非一般施金济贫组织可比，是江南士绅在华北地区办得最为成功的一大善事。其模式被盛宣怀在华北地区推广开来，形成京都广仁堂、烟台广仁堂等一系列善堂。李金镛在长春任职期间建设书院，这也是开创性的动作。历史上长春的文教十分落后，历届官员从不重视文化教育发展。李金镛上任之初深感书院缺失，无法培养人才。要培养人的见识，一定要阐发先儒之学，兴节义之风。因此要设立书院。遂于光绪九年冬，李金镛与当地士绅共议捐建书院，并自己捐俸银千两作为创建经费。于次年（1884）三日兴工，同年8月落成，名曰“养正书院”。这是长春第一所官办学校。养正书院包括考棚、号舍、讲堂、藏书室等，藏书室庋藏图书数千卷。次年又续建十一楹生童学舍。李金镛曾亲自来书院给学生们授课。光绪中叶吉林形成建立书院之风，实与李金镛建立养正书院的影响有关。1883年，李金镛回乡探亲，发现原有的洛社大桥已毁，运河上仅有狭窄的木桥，过往行人拥挤不堪，且常有落水溺死的事故发生。于是他将自己历年官俸积蓄和多次因功所受的巨额赏赐共计7万多两毅然捐出，独资修建洛社大桥。大桥于1886年建成，造福一方百姓。

    善用媒体传播

    转国家场域为社会场域

    李金镛所处的年代，变革之轮正携着西方的商业文明和价值伦理隆隆开来，官僚阶层依然承担着维护和改良制度的艰巨使命。虽然如今的公益慈善组织的生存环境已经大相径庭，但是考察李金镛在经营慈善事业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多重力量，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和以往所有的救灾不同，李金镛在丁戊奇荒的义赈过程中，得到了《申报》的全面报道和支持。《申报》是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的商业性报纸，社会新闻是其最主要的关注点。而《申报》报馆在上海租界内，其报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当时，这份报纸创刊还不过四五年光景。

    《申报》的巨大作用体现在：1.《申报》对灾情和造成的后果进行了集中报道，使读者及时了解情况。2.在资金捐助方面，李金镛在《申报》登载《劝捐山东赈荒启》，号召绅商善信，踊跃输资。3.对于社会各界的救灾行动，包括李金镛在山东的行动，《申报》进行了跟踪报道。透过报道，远在上海的读者知道，李在山东放赈前后历时三个月，共赈济灾民26万多人，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捐助行动。4.《申报》对灾害的成因、救灾的经验、灾后重建、如何防灾做了深入地探讨，这对于当时的救灾活动也是开创性的。《申报》这个当时的新媒体充分发挥优势，向社会各界提供了及时而真实的信息。从披露灾情，公开真相到劝谕民众、广造声势，最大限度地动员起社会公众的参与热情，触发了大规模义赈在山东展开。可以说，光绪初年的山东赈灾整体由国家场域转为社会场域，由官方话语转为民间话语，《申报》的媒介传播起到了相当关键作用。现代的公益团体更离不开传播这一重要环节。如今的传播渠道多样，速度更迅捷，可以采用的手段也更丰富。在这方面也有了许多成功的先例。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公益机构在埋头做事之余，因为观念原因或者囿于客观条件，并没有很好地借助媒体的力量。或许我们可以从李金镛的案例中汲取经验和能量，让我们的公益事业事半功倍。

    （据敦和基金会官方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