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盖中辉 陈雁雁

    荣德生（1875-1952），江苏无锡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荣毅仁之父，民族工业巨擘荣宗敬之胞弟，是中国民族资本家、慈善家、实业家，也是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从事纺织、面粉、机器等工商业60年，荣德生享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美誉。

    在发展实业的同时，荣德生兴办了大量公益慈善事业，领域涉及路桥、公园、职工教育、小学、中学、大学、图书馆、文物保护等。在40多年中，荣德生把慈善公益事业作为自己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生逢乱世，尽管一生起伏不断，但荣德生始终坚持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来对待财富和支配财富，使得慈善成为了财富的归宿。

    重视教育 创办学校 

    1904年，荣德生三十而立，思量着要对地方尽公益义务之责，他与族人发起捐资，创办了公益学堂（1906年改为公益小学），由此也开启了他40多年兴办教育的公益之路。荣德生兴办的学校从小学至大学一应俱全，经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不下万人。因学校收费极低，为许多贫穷之家的孩子提供读书机会。

    荣德生注重实学实用，他认为“教育贵在实学，若虚有其名，无裨实用，不如无学”。1906-1918年，他先后创办了四年制的公益小学四所，两年制的公益小学两所。这些公益学校学费低廉，如公益第一小学高级班学费5元/学期（贫苦者免），初级班学费3元/学期（贫苦者免）。这些学校为很多农村学子提供学习机会，对当时无锡附近农村小学教育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晚清时期，一些实业家在西方公益思想的影响下开始重视女子教育。荣德生主张女子“求诸学问技能”，以达到“先在经济之能独立，不赖男子以生存”。1908年，荣德生创办了兢化女校，并且先后创办四所，以足补公家之所不及。

    1919年夏，荣德生成立的一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从高小毕业生中招收学员，先经过一年预科，然后进行分班教育，共有工、商两科，学制3年。工商中学共创办8年，培养了一批精英人才，如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是从该校毕业。

    1947年，年过六旬的荣德生创办私立江南大学，江南大学下设文、理、工、农三个学院九个系，学制四年。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一所正规本科大学，当时的文学院院长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师友杂记》中他对荣德生有这样的评价：“其（荣德生）日常谈吐诚恳忠实，绝不染丝毫交际应酬场中声口，更不效为知识分子作假斯文态，乃俨若一不识字不读书人，话语皆直吐胸臆，如见肺腑。”钱穆说，荣德生这么重视文化教育、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但是其个人生活如吃饭衣着却是“节俭犹如寒素”。

    当时的教育西式学堂已经取代了传统教育，四书五经连同科举被一并取缔，对此，荣德生认为当时“人才教育”无法取代“公民教育”，前者以知识和技术为主，后者则是道德教育和品格的养成。为此，荣德生决定将旧式书院与新学的科目相结合，编传统文化的通俗读本，取名《人道须知》，他亲拟大纲，请前翰林江霄纬和荆梦蝶两位精通传统文化的宿儒老先生执笔编写。前四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成书于1927年，后四卷“家庭”“生活”“自治”“处世”，成书于1930年。

    修路造桥 教重于赡

    荣德生认为，教育尤事业之母，交通为地方命脉。1928年，荣德生出资修建开原马路，“开原乡自开辟马路以来，交通便利，行人颇受其益”。此后，又先后修筑了通惠路等公路。在修筑公路的同时，荣德生成立百桥公司，捐资建造百余座桥梁，其中他最看重的是1934年建造的横跨蠡湖的实业长桥（又称宝界桥）。当时荣德生六十大寿，“亲友赠送寿礼折款6万大洋，捐建此桥，时称‘江南第一大桥’”。

    作为终身学习者，荣德生不仅自己热爱读书，还希望让更多人读上书，读好书。1912年，荣德生开始筹建图书馆，历时4年，于1916年落成，取名大公图书馆，意在“示不私天下文化利器，愿以公之大众也”。他搜罗购买各种书籍，到抗战前大公图书馆已藏书20万卷，多为善本。抗战胜利后，他又出资补购10余万卷，使之成为无锡地区最大和最早的私立图书馆，不仅为当地人提供免费阅读国内外书籍，而且保存大量珍贵历史文献。

    荣德生也参与救灾、施米、施衣等传统善行，但他认识到这种临时性的救济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荣德生在自传《乐农自订行年记事》中写道：“余以为创办工业，积德胜于善举。慈善机关周恤贫困，尚是消极救济，不如积极办厂兴业，一人进厂，则举家可无冻馁；一地有厂，则各业皆能兴旺。”授人以鱼的物质救助帮得了一时，教育与实业才能授人以渔，才能助人自助。这就是“教重于赡”的原因，（教育胜过赡养）。这接近现代公益的理念，类似“赋能”。

    家庭熏陶与文化滋养

    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重视家风和教育，特别重视人格和品德的培育。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为人仗义，遇事从不推诿。他常说：“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正是这种推己及人而至国家社会的观念深深影响了荣德生。

    荣德生创办实业的初衷，并非为追逐财富与私利。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所载荣德生亲述的一件小事，可为佐证。某年，荣氏兄弟及乡友在杭州晚餐之后走出饭店，被一群正值壮年的乞丐环侍争赏，这令荣德生感慨不已，立刻跟大家一起商议决定设厂招工，让更多人能够就业。可见，荣德生有理想抱负而又真诚务实。

    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滋养使得荣德生能够不断超越个人而关怀社会、超越财富而追求更高精神价值。品读荣德生在梅园中所收藏或题写的匾额和楹联，可以更好地感受他的精神层面所向往的境界：“以善济世”，“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荣德生虽是商人，却有读书人和士大夫的家国理想，能力越大就为社会担当更多责任。

    中西比较视角下的

    中国式散财之道

    荣德生所生活的时代，是美国基金会产生的时期。如果把荣德生和卡耐基做比较，看似不相干的两人，居于地球东西两端，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彼此也没有交流，但他们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们所处年代相当，都工作很早，少时没读多少书。卡耐基9岁工作，15岁就成了熟练的电报员；荣德生在农村，14岁出来工作，从管理账务的学徒开始；后来他们都从事实业，成了大实业家。他们都很能赚钱，也善于做慈善，选择慈善的领域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卡耐基在《财富的福音》中写到了公益捐赠的最佳领域：一是建立大学；二是建立免费公共图书馆；三是建立医学实验室；第四个是建立公园；最后一个就是捐赠教会。除了医学实验室，两人的公益慈善领域基本一致。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就开始寻找财富的归宿，那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卡耐基所代表的是基督新教对于财富的观念。基督新教认为财富并不属于某个人。卡耐基的著作《财富的福音》做了更清晰明确的阐述：“如果你完成了财富积累的任务，你就有责任对财富进行管理，而富人的责任是树立一个俭朴不张扬的榜样，避免炫耀奢华，只要满足恰如其分的合理需求就可以了。”所以卡耐基在临终的时候，将他的巨额财富只留给家人一小部分。其余被委托管理的这笔财富，有责任要用在深思熟虑的、断定能对社会产生最佳效果的事业上。

    荣德生受传统文化滋养甚深，在他身上体现出个人与社会、财富与精神的统一。自小接受传统教育，一生倡行儒家道德，荣德生追求的不是个人成功，而是推己及人，帮助每一个人有机会“自立”。荣德生既是实业家，又是慈善家，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他做事情的方式和背后的精神。

    资中筠先生在《财富的归宿》书中写道，财富本身不是目的，它也需要有归宿。财富的归宿，其实是人的归宿，财富只有工具价值，而人要有终极关怀，换言之，就是对世俗社会和现实人生的超越，就是对人生意义的不断追寻。

    儒家追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三者可谓是儒家对有限人生的超越，对于自我中心的超越。荣德生和卡耐基都是大实业家，可谓立功；都是大慈善家，可谓立德；都有著作和言论传世，卡耐基有著名的《财富的福音》，荣德生有《人道须知》，可谓立言。三者都具备，可谓不朽的人生。

    （据“敦和基金会”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