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健康快乐地成长，但在现实中，有不少孩子因为贫困、残疾，或者是家庭监护缺失、监护不当而面临困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各地都出台了很多优抚措施，出钱出物，保障儿童权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急需帮扶的孩子，却没能享受来自政府和社会的雨露。如何解决儿童权益保障的‘最后一公里’，让他们过上正常的生活，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儿童主任’应需而生。

    刘群是龙井村的“儿童主任”，在这个岗位上她已经干了三年多了。几乎每天她都要像这样去到村里辍学以及患病残疾的孩子家做家访。

    在村里设置“儿童主任”开始于2010年，当时，在一些地方有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政府出台了各种儿童福利和救助的政策，但是，一些迫切需要这些政策帮助的家庭和孩子对此却并不知情。

    政府不断给钱，社会福利也不断地改善，但是老是到那个村里有一个不衔接的这个环节，怎么有一套机制才好，是不是有一个常设性的，专职的这样一个人员。

    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提议，在村里设置一个专职人员，链接政府与百姓，把好的政策送给有需求的儿童。起初，这样的人被称为儿童福利主任。后来，改称儿童主任。儿童主任，由经过培训的村民来担任。

    2010年5月，民政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启动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在五个省区十二县的120个村作试点，每个村设一名儿童主任，建立组织开展活动的“儿童之家”。

    “你这孩子户口没办，来给你办，你这补贴没有领给你领，大病的怎么弄，报销，找谁，找儿童主任，儿童主任到乡里，到县里就给他办了，再一个你不吭声你打孩子，虐待了，这事有儿童主任，儿童主任就来教育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

    2014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设立村儿童主任、为村（居）儿童提供福利与保护服务的做法评选为全球“创新做法”并推广。

    2015年民政部将儿童主任项目扩展到全国更大范围，201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发布，儿童主任模式正式纳入我国儿童福利保护事业发展战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刘群担任了村里的儿童主任。她所在的龙井村位于云南昭通市镇雄县，镇雄县有困境儿童34000多名，仅龙井村就有100多名困境儿童。

    担任儿童主任后，刘群对村里1400多名儿童的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登记作表，发现孩子们面临着的不同困难，需要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刚做儿童主任不久的刘群家访时了解到这样一对姐妹的状况。

    当时，姐姐小燕15岁，妹妹小倩11岁，他们的父亲酗酒后纵火烧了邻居房屋，被判刑入狱，妈妈离家出走多年没有音信。姐妹俩虽有叔叔监护，但享有的低保已不能满足她们生活、学习需求。

    刘群立即向村镇政府组织反映。根据国家政策，对于姐妹俩这样的“遭遇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家庭的儿童”“实施临时救助时要适当提高对儿童的救助水平”。有关部门决定：在原有低保救助的基础上，再给予她们临时生活救助，直到父亲出狱。

    “在老房子的时候，每次来都给两个小娃娃做工作，她们每次都对我说，大姑，刘老师又给我送布娃娃了，这个月我们又得到七百块钱了。”小燕小倩姑妈表示。

    2020年6月底，姐妹俩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仍然没有音信，姐妹俩成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2019年，我国把这样的儿童正式纳入了政府制度性救助体系，给他们发放基本生活补贴。2020年7月，刘群为姐妹俩申请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

    刘群协助姐妹得到了救助补贴，姐妹俩的叔叔、姑姑主动承担了抚养监护她们的责任，她们的生活和学习得到了保障。

    “我们到村社区去，发现有这一类儿童是符合享受政策的，他们的监护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符不符合，他们不懂。但是我们就要把这种消息传达给他们的监护人，然后我再跟相关部门去反映、去链接。”镇雄县雨河镇龙井村儿童主任刘群表示。

    正是有像刘群这样的儿童主任，像桥梁一样，连接着国家政策和受助儿童，使儿童福利、救助和保护的落实有了一种机制性的保障，与此同时，他们也发挥着对儿童监护的监督作用。

    林绍军是四川成都金堂县的一位儿童主任。这天，他到村里小叶家家访。

    小叶和母亲都是生活不能自理的智力残疾人，靠父亲打零工、姥姥姥爷种地维持着这个家。几年前，在低保基础上，林绍军和村里为小叶申请到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这几年间，林绍军也会不定时地做家访。

    “我们来的时候，主要还是来看这个孩子她的生活一个状况，比如家里的人，对她照顾得怎么样。”林绍军表示。

    对林绍军来说，为她申请到补贴，并不意味着儿童主任责任的终结，林绍军格外关注的是，她能不能真正享受到国家为她发放的低保、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林绍军表示：“国家给的低保这个钱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孩子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不可能国家给了这个政策，也给了这个补贴的资金，孩子在家里还过得不好，那肯定就不行，所以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一个监督。”

    除了发挥桥梁和监督的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儿童主任还在为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传递着生活关爱、精神关怀。

    念念12岁，是先天性脑瘫患儿，她是刘群三年多来，走访次数最多的一名困境儿童。

    刘群三年多前第一次家访见到念念时，她只能通过行走架辅助走几步路，看她头发蓬松凌乱，刘群就买来理发剪，给她理发，刘群还教她读书识字。

    念念母亲是残疾人，一家5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在井下挖煤。为了给念念看病和康复训练，家里负债累累。刘群为念念申请了低保。2019年，得知镇雄县残联和民政局组织残疾人去昆明进行免费康复治疗，刘群又为念念做申请到了去那里免费康复训练三个月的福利，这对念念的康复有很大帮助。

    为了让念念能独立走路，刘群还自学脑瘫患儿康复训练方法。

    刘群每周都会去看念念，念念叫刘群为姨妈。家访三年多，刘群看着念念慢慢地能放下拐杖，缓慢走路了。

    小明是林绍军最挂心的孩子，他自幼失去父母，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一年前，小明出现异常行为，林绍军立即向上级民政部门反映，并亲自带小明去医院做检查。诊断结果是：小明得了抑郁症。

    “前期很长一段时间，他表达的更多的是绝望，然后不信任，就是会感受到别人对他的不信任，以及他对周边人的不信任，然后心里面的那种难过没有办法去调控，没有办法去控制的那种难受。”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社工孙荣表示。

    林绍军没有把小明的治疗只看作是监护人的责任。他开始链接各种社会资源：和小明的亲戚一起想方设法督促小明按时吃药治疗、请心理医生介入疏导，还请了心理专业的社工长时间地开导他、陪伴他。

    孙荣是小明的主责社工，从2019年6月与小明建立联系后，她几乎每天都要与小明交流，哪怕只是QQ上问句好。

    林绍军还和小明的老师、公益组织的志愿者等16人建了一个微信群。小明的病情和日常起居，都牵动着他们。

    孙荣专业的、长时间的陪伴、交流，林绍军等众人的关爱让小明逐渐恢复了对周围人的信任。

    一年多过去了，小明心理平稳了，这让大夫都感到惊奇。

    10年来，儿童主任的设置，培养了一批熟知国家儿童政策、了解儿童特点、关心孩子、热爱孩子的基层儿童社会工作者。

    “在做儿童主任之前，我特别是在怎样关心关爱孩子这一方面，完全是零，根本就不知道。通过三年的儿童主任工作，使我的世界都变得更加宽广，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让我扮演了很多身份，更让我回到了童年小时候那种童真。”镇雄县雨河镇龙井村儿童主任刘群表示。

    做了5年儿童主任的林绍军对儿童工作，也有了更多思考。他看到很多儿童的变化都和家庭的变故有关。为了更好给予这些孩子针对性的帮助，林绍军成立了由村企业老总、驻村民警、村内教师、村医、村妇联主任以及热心的村民组成的志愿者队伍。

    2019年，村（居）“儿童主任”模式已在全国铺开。目前，全国已有66万多儿童主任，他们成为守护儿童的专业化力量。

    王振耀认为：“这一套社会儿童社工体系，它其实是在儿童福利和保护领域将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我认为这对我们国家的社会福利，儿童保护各方面的工作都会产生出很大的促进，其实我认为它会对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也会产生出很大的促进，也会提供大家很多启发，原来很多社会矛盾，是可以通过社会工作来进行调解，来从机制上来进行缓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设置村（居）“儿童主任”这个创新性的机制，将对我国儿童成长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作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中国贡献这个经验，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很有普遍意义。

    随着儿童主任在全国推行，持续提升儿童主任队伍的专业水平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另外，在一些地方，儿童主任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它还是一个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性岗位，我国儿童福利与保护工作还面临不少亟需解决的问题，比如校园霸凌、性暴力及家庭暴力等，这都需要持续努力！

    （据央视《焦点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