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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跃 十全会是清代中叶兴起于四川地区的乡土性民间慈善团体,在清末民国时期一直活跃于四川乡镇。十全会的兴盛和发展,主要是在1910年代初期到1930年代中期的十余年间。而十全会在此时期的发展,既与民国以来四川地区特殊的政治格局相关,也与灾荒频仍、弱势群体庞大、社会救助的需求大量增加的社会背景有着重要关联,同时也是四川地域社会文化、思想、环境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随着川政统一、中央入川以及四川的中央化,十全会逐渐走向衰落。 十全会的兴起与特征 据笔者考证,早在道光年间,四川地方就出现了十全会。如据民国《安县志》载,“淳美堂在县西七十五里,清道光时设有十全会作慈善事”。学者梁其姿曾指出,“清中后期以来的慈善组织其实越来越成功;此时善会相当有效地凝结着一个日益庞大的中下阶层。慈善组织特别关注下层儒生,及以崇尚儒生价值的社会阶层的生活问题。这个日益庞大的阶层的价值观结合着社会精英及下层社会的意识形态。虽然社会客观条件并不能配合他们所追求的价值,善会事实上也无法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但透过教化的方式、微妙的施受关系,善会以较小的社区单位,巧妙地安抚、凝聚了这个阶层的力量,因而也稳定了社会,推迟了可能因利益冲突而引致的社会动荡。既存的社会秩序也因而受到一定的维护”。笔者认为,清中后期四川地区十全会民间慈善组织的兴起,首先应放在这一背景下去看。具体而言,四川是移民社会,移民新到地方后需要各种帮助,各种社会组织就显得格外重要。其中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赈贫济乏,造福一方的民间善会、善会,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乾嘉时期,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四川社会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一些富裕起来的乡绅尤为注意到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他们受儒家思想或民间福报观念的影响,纷纷在地方举办慈善事业。当然,十全会在四川地方的兴起还有其他的因素,其中包括清代中期四川地方兴起的民间善书宣讲以及四川地方民间信仰、宗教所扮演的角色等。 十全会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它是带有地方乡土性的民间慈善团体。十全会是由四川地方乡绅所倡行的、担负救济功能的民间慈善组织。它在字面上的意思即办理十件善事、兴办十全善务。但该会在具体实施慈善的过程中并无严格的规定与界限,有的只能做到八九项内容,有的则可以兴办十余项,其具体施善条目与所办会务完全由各会自定,同一县乡的十全会所指的十件善事也不尽相同。 如:华阳县中和场十全会的会务内容为平民义学、送诊施药、无息借贷、残腊赈济、施棺、义冢掩骸、恤厘、放生惜字、施茶、临时赈济;江北县十全会的会务内容则仅有门诊、施药、修桥、补路、施棺、施米和送钱。 十全会是一种完全不带官方色彩的民间慈善组织,它事前不会向官府申请或报备,即不需官府的准许或支持,地方自治自为的特性十分明晰。十全会一般是由某个乡绅首倡或私人捐资设立,他们既可以是有功名的人,也可以是无功名者。如同治年间合川县来里鼓楼场的张德绅和来里三庙场的秦国聘,二人各在本场兴十全会,前者曾出任彭水县训导,而后者则没有科举身份,是地方上有权势的无功名者。这些乡绅的影响力主要限于其居住的地方,是本地民间慈善组织施善活动中资金的主要承担者。 作为移民社会的四川地方呈散村分布,场镇成为村落的信息、物流的结节点。四川地区十全会一般均设在场镇,民国时期也有若干十全会组织将会址设于县城。 传统的会社是基于地缘和血缘之间的联系而构建出的一个个由信任、习惯、习俗所制约的小共同体,广大民众生活在有非常强烈的地缘关系的社会,十全会组织也体现出这一特征。我们从十全会创办人的身份、立会所在地、活动的项目、经费来源等可以看到,十全会基本上是乡人尤其是一些受善书影响的乡绅,处于维持善俗和地方社会秩序安宁的目的而发起的,其功能有很强的自限性,除了若干施善项目,基本不牵涉乡里其他事项;是一种以场镇为中心,地缘为纽带,施善、赈灾为目的,追求地方基层社会秩序安定的乡土性民间慈善团体。 十全会的另一个特征是其浓厚的宗教色彩。可以说,分散在四川不同地方的十全会,与清代中叶以后四川地区兴起的民间宣讲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清末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的民间宣讲,其内容主要取自宣扬因果报应和忠孝节义的善书,这些善书的原文后面均附有注释和一系列具体案例,其案例中讲述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和激励人行善的故事,都无一例外地在阐述按照善书行善所能带来的现世幸福、因果报应。通过民国四川地方志的记录可以看到,十全会的设立人、捐资人都深受善书宣扬的价值观念影响,转而又将宣讲善书当做一种慈善,去感化民众,劝人行善。同时,十全会办会者常通过对扶乩的不断演绎,使底层社会民众深信不疑,成员参与十全会活动也常围绕扶乩而展开,求神问意的扶乩活动在十全会的发起、组织、筹费等方面均有影响与作用。 十全会的兴盛 进入民国后,十全会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各乡镇纷纷设立了十全会,一些地方的县城也成立十全会,例如达县在“民国十年春,在西街关岳庙成立十全会,先后募捐购置田租200余石,地课房佃钱百余千文”。一些地方的十全会也由私人捐资设立,转向私人捐资设立和民力筹募互相结合的方式。如梓潼县体仁十全会由前清秀才郝墨华捐资发起,赞助者多为家道殷实的读书人,并向群众募集部分资金。民众募集氛围临时募捐、入会集资、会员乐捐以及定期募捐或请会等。如永川县十全会,由县城中工商业者发起,捐输者多为其会员。参与十全会组织的慈善活动的群体更广泛,其救济规模、辐射范围都有所扩大。如蓬溪县博济十全会,每年发放的棺材数定量为二百副,对于贫穷老弱生病者,每月每人施药二三付,每年年关,对无法过年的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施以一定的救济钱、米,在夏季则在县城各街道路口设置茶水站,供过往行人免费饮用。又如位于成都市华阳县中和场的中和善堂集善十全会,“办理十全善务的经费均由自筹,具体实施办法为凡入会者均缴纳会底银元一元,并按月缴纳月捐,金额不限,入不敷出时则缘簿募集。这种入会集资的方式在当时得到了民众的欢迎与支持,入会者人数占到了全乡的60%”。在此时期,十全会在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十全会的兴盛和发展主要是在1910年代初期到1930年代中期的10余年间。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成立于此一时期的十全会占80%左右。此时期十全会的兴盛和发展,与民国以来四川的政治格局、社会构造以及文化思想环境等有着密切关系。 自民国成立到川政统一以前这20年,四川一直处于军阀混战之中,与此同时,水灾、旱灾、虫灾、瘟疫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而公家缺款,政府救济缺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十全会得以兴盛和发展,积极参与社会救助。 而四川省作为移民社会,广大的乡村社会自康、雍、乾三朝经营恢复,迄咸、同、光、宣,社会经济一直处于上升之中,民间积累了丰厚的财富。 在文化思想方面,进入民国后,四川的文化思想偏于守旧,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也较为宽松。四川社会民间宗教、信仰非常活跃,各种宗教仪式活动异乎寻常地兴盛,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慈善事业是许多宗教的共同活动,是宗教参与社会生活的内容之一,故地方民间兴办的慈善事业皆依赖其感召。 十全会的衰落 1934年底至1935年初,在四川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发生了一连串重大事件,即四川军政领袖刘湘初次进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入川、四川新省府成立和蒋介石首度入川。这几件大事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终于能基本掌控四川政局。此后,蒋介石把四川当做民族复兴根据地来经营,并具体落实了多项措施,比如“新生活运动”、国民政府党治功能的增强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等,对十全会这类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利向下渗透,它开始更多地关注、监督并有计划地改造民间慈善组织。从资料中可看出,1941年以后十全会便完全停止了发展。不过,这一民间慈善组织仍在一些地方被保存下来。1949年十全会等慈善团体被人民政府划为非法组织并取缔,随着1950年合江县十全会被人民政府通令禁止活动,一个在四川持续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民间慈善组织从此消亡。 (据《四川大学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