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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梅先(1889-1942),浙江奉化人。辛亥革命时加入同盟会,参加了光复起义。1915年受革命党派遣去长春,秘密组织救国团体。后秉承‘实业救国’的理念,弃政从商。1929年起,任大来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接连创办民丰、华丰两大造纸厂,成为近代民族造纸业的先驱。上海沦陷后,关停两大造纸厂,拒绝日商合作企图。1938年,在上海收留遗孤600名,于宁波奉化后琅泰清寺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为此倾其所有。 谋划灾童教养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一度繁华的上海滩疮痍满目,百业凋敝,上海满街的幼童乞讨,挣扎在死亡边缘,竺梅先决定救助这些难童。1938年4月,他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执委会上陈词,竭力主张创办灾童教养院,以收容灾童教养承认,“其使命固不仅仅为怜悯灾童而施以拯救,盖寓有培扶国脉之重大意义也”。与会商贾领袖们纷纷表示赞同。4月底,灾童教养院筹备处在宁波86号设立。 竺梅先凭藉广泛的社会资源,发出了救助灾童之号召,逐一邀请当时尚在沪浙地区的社会名流加入院董会。7月,院董会成立,有虞洽卿、秦润卿、方椒伯、金廷荪、袁履登、董杏生、郑筱舟、俞佐宸等华董32名。为了尽可能保护学童们的安全,特意邀请国际友好人士8人加入院董会。该院正式定名为“国际灾童教养院”,竺梅先亲自担任院长,二夫人徐锦华任副院长主管全部院务。“额收灾童五百名,不分男女,不拘省籍,供衣食教诲之需,兼父母师保之责,唯慎唯诚,不敢苟且。”这是抗战时期全国唯一一家无政府无政党背景、由民间人士出资兴办的对灾童全面教养机构,也是江浙沪地区唯一政府备案的、不仅收养难童也实施正规系统教育的民办学校。 院址建在上海是不可能的,6月,最终选定浙江奉化后琅乡楼岙(今莼湖镇岙口)村外泰清山岙废弃的泰清寺。这是个远离城镇、异常冷僻的山岙。泰清寺始建于后晋,历经沧桑,其时已一片荒芜。 竺梅先从上海调运扩建院舍的建材木料,生活必需的床架铺板、棉被草席,教学基本的课桌椅、黑板、教材教具、书本文具等必要物资,甚至音乐课的风琴、体育课的各种器材球类、图书馆数千书籍。一批批物资由水路转陆路,肩挑人抗源源送往泰清寺。经扩建施工,共建成九个教室、八个通铺大寝室、两个大饭厅、图书馆、盥洗室、理发室、浴室、厨房、洗衣房、缝纫室、储藏室、教职员办公室,一应俱全。大殿改为大礼堂,南大门前辟成球场。寺旁小山坡新建医务室,寺前琅溪拦水修成游泳池,溪外侧是生产农场,溪内侧是大操场。院内还架设了发报机,作对外物资采购联络之用。 教养院开办伊始,正受煎熬的孩子们从四面八方寻路而来,有牺牲将士和蒙难平民的遗孤,也有贫穷家长领来的少年,竺、徐两位院长还亲自去寻找各难民所关闭后流浪的难童。大家报名后先到竺梅先创办的伤兵医院体检,再发给每人一套白衬衫深蓝工装裤,病童则即入院治疗。 1938年8月31日,首批389名灾童在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480号的宁波旅沪同乡会整队集合。9月2日傍晚,首批难童到达泰清寺,宽大的寺门上红底白字横幅上书“国际灾童教养院”,院墙两侧已漆成苍劲的“卧薪尝胆,明耻教战,驱除鞑虏,光复中华”16个大字。第二批106名灾童因战事紧张海航全面封锁,经繁琐的运作安排,于11月9日乘谋福轮离沪;11月28日又10名上海灾童出发;宁波抗卫会等送来抗战将士及烈士子女15名;加上附近贫穷农民送来的儿童47名……院童人数最多时曾达到577名。竺梅先、徐锦华夫妇年幼的儿子培基、培国在教养院和灾童们同吃住同学习,度过了少年时光。 施行全面素质教育 教养兼施,德智体技并重,是竺梅先的办院宗旨。他的教育目标是按学制标准,灾童们经智力考查编班从小学起步至达到初中修业合格,这样学生的学识和技能可符合服务社会。对于教养年限,由于学习生活全在教养院,终年可授课。四个月一学期,一年有三学期,六年可完成原小学到初中共九年的课程学习。 关于学习课本,竺梅先指示教导组以基于国民小学并力争主要科目高于同等学历的原则,初小识字和学习使用语言、基础计算为基本要求,小学要用上海优秀的教材,打牢基础,要教学英语。随着升级,学习就有文化传承、思想熏陶和科学技术的要求,初中要选编中外名篇,立意要高,部分课本可考虑用英语原版。优先选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大出版社教材读物。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考核非常严格,分平日测验、月试、学期考试、毕业考试。由于导师的用心和院童们的勤奋,除患病掉队外,几无留级生。定期举行作文、算术、书法、演讲、时事及各项体育运动比赛,优胜者给予表彰。 竺梅先先后聘请了约70名教职员,这些由教师、工程师、医师、教会人士等组成的教职员团队,放弃了城市安稳的工作和优厚待遇,在竺梅先的人格魅力感召下,置身于穷乡僻壤,为祖国的后代甘心奉献。 生活方面,竺梅先和徐锦华也无微不至地关怀难童。夏季白衬衫蓝色阴丹士林工装裤;春秋灰面白里的夹袄;冬季棉袄夹裤;布筋草鞋和黑缎面的布鞋,冬天加双布袜。没有电灯,就用煤油灯照亮寂静的夜;没有自来水,就拿一节节碗口粗的毛竹管,导引山涧的清流。纸张缺乏,作业本要先用铅笔、再用钢笔、最后用墨笔写。每日两饭一粥,700个师生员工每天粮食就要五六百斤。开饭时,连着的两大饭厅七八十张方桌,每桌八人,闻哨“起动”提箸,只有咀嚼声没有任何喧哗。 教养院还开展力所能及的技能型的教学活动,在农场由农工指导劳作粮食蔬菜,实施学习农技的同时,也解决部分蔬粮自给。每位学生都要学习一种技能,如会计、机械、农艺、手工等,女生还加授看护、家事,既培养了学生们热爱劳动、自食其力的思想情感,也为将来的谋生自立考虑。全院组织了两支“抗日歌咏队”,除了在院内会演,还到附近各乡镇集市宣传抗日主张。 鉴于上海尚有万余名流浪灾童,现院500名难童已满员,1939年2月,竺梅先酝酿筹办第二院。竺梅先在创办灾童教养院之时,已付出相当的家产,他希望能得到社会的支持。其时,《救济难童团体申请补助经费办法》已颁布,主管的中央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与竺梅先有一面之交,他联络避居香港的两位朋友帮忙举荐,一位是华丰造纸董事长杜月笙,已被蒋介石指定为赈济委员会五常委之一;另一位是同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七常委之一的毛和源,也是赈济委员会委员。经上海(宁波)、香港、重庆三地往复函电信件,政府间文函签批,同年8月22日,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案准:“核拨上海国际灾童教养院补助费国币十万元,分两次付给,该款须汇寄上海本会第一救济区黄特派委员黄庆润转该院董事兼院长竺梅先具领。”补助款终于在12月和次年1月分两笔到账,扣除汇水费500元,实收99500元。但因其时局已甚为紧张,物资采购运输全面封锁,物价飞涨以日计,拖了一年后,建新院时机丧失,虽经全力筹措运作,终未成功。竺梅先只得超额增收灾童至522名,政府拨给的钱款全数抵用于入院灾童的教养。 1941年4月宁波沦陷,国民政府特派员于当年9月经海路前往调查4天,认真审视管理细节,跟踪院童学习生活点滴,写了调查报告呈报中央,评价为:“该院规模宏大,设备完美,教养并重,管理严密。竺院长夫妇热心救济,于敌骑纵横之际仍常川驻院,锲而不舍,埋头苦干,用能镇定如常,弦歌不辍,其精神毅力殊足以励末俗而裨抗战。” 竭尽家产献生命 《国际灾童教养院历年收入捐款清册》列明了从1938年7月至1940年12月332笔收入捐款的明细清单。在个人捐款中,有社会名流诸位院董自己捐出或经募来的资金;有挚友、为灾童体检的医学专家虞心炎;有堂兄、蒋介石妹夫竺芝珊;有享誉沪上的南京路西服南六户之首的王宏卿……更有大量留名如袁老太太的普通民众及无名氏。单位及集体同仁名义捐助的有银行、企业、公所、行业工会、学校、商行、钱庄、救济会、商轮等。此外,竺梅先把自己掌控及参股的企业中本人收益部分悉数捐出,还有他以岁寒堂名义随时垫付的大额款项。据清册,1938年至1940年收入捐款总计35万元。 1941年初起,战局紧张,粮荒致米价暴涨,至1943年9月底教养院结束,没有再募集到任何善款。逐年巨额开销全部由竺梅先独自承担。有人敦劝他,不如放弃教养院,去香港或国外重整家业。在民族遭受空前劫难的年代,在人生道路的重要节点,竺梅先没有彷徨和犹豫,在对师生们的演讲中,他引用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表明心迹。 灾童教养院共投入总额约100万元之巨,而竺梅先的投入约有80余万元。为了600个灾童,竺梅先无私奉献了家产乃至生命。1939年秋起浙东连年粮荒,粮食极其缺乏,粮价暴涨。竺梅先凭着拯救浙东饥民和教养院孩童的信念,频繁穿梭奔波于浙南筹粮。先后筹集调运稻米计15万石。资金最困难的时候,他抵押了民丰华丰两大纸厂、宁绍轮船公司的股票,真正做到了毁家纾难,散尽万贯家产。 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加上风餐露宿,竺梅先体力严重透支,1942年春,终于倒在了筹粮的路上。弥留时竺梅先叮嘱徐锦华:“一定要好好把这些孩子抚养下去,直到他们能自立为止。” 徐锦华发誓要完成亡夫遗志,又苦撑了一年。这时,早已觊觎的陈璧君伸出了魔手,她深知教养院在国内外慈善界的巨大影响,数次派出汪伪鄞奉驻军师长上门,威逼利诱,摊出险恶阴谋:陈要自任董事长,全盘接收,经费由其给,年龄较大的征集进伪军。在大是大非面前,徐锦华牢记丈夫的嘱托,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抉择。在亲友们的帮助下,徐锦华着手教养院收尾结束程序,对每个院童作了妥善安置。 1953年,泰清山岙建起了泰清水库,教养院旧址沉入了库底。1987年3月起,由院童苏锦炎发起,同学联谊会共联系上200多名师生。1990年9月6日,由台湾同学捐资、大陆同学负责设计建造的“梅华亭”落成,亭中间镌刻着“国际灾童教养院故址”的石碑,用以缅怀他们的再生父母——竺梅先、徐锦华的功绩。(据《档案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