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至11月，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西安围城’。曾统治陕西八年的河南镇嵩军司令刘镇华，在吴佩孚的支持下，以‘打到西安去升官发财’的口号召集了十万乌合之众，围攻西安城，而城内的李虎臣、杨虎城部则作出长期坚守的决定，被困城内的十余万军民饥寒交迫，饿、病、冻、战死者五万余人，十三朝古都顿变人间地狱，情况甚为凄惨。

    在这场近百年前的围城之役中，救济工作显得异常重要。

    设立收容所等救助机构

    随围城时间推进，镇嵩军占领了西安周围地区并不断毁坏城郊农田、断绝粮道、阻塞交通线，“每二三十里即有军队驻屯”。加之陕垣向不积粮，粮食来源既断，到七八月份，军饷奇绌，储粮愈空，城内军队开始对百姓搜派以供军需，人民本就无粮可食，又被迫出食，供给军队，甚至“油盐柴火均须居民代备”。这无形中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城内状况可谓“饿犬如狼血眼红，荒坟搜遍野尸空”。

    在此情况下，各个慈善团体和社会组织向这些难民伸出援助之手，青年会、济公慈善会、佛教会、红十字会等纷纷增设收容所，捐款施物，医治病患，是兵灾中采取慈善救济措施最为积极有力的主体力量。

    西安红十字会、陕西佛教会、济公慈善会、中华圣公会、文教会、天主堂、基督教浸礼会等组织原本均设有难民收容所，总计可达八九十处，能够收容难民达六万余人。随着难民数量的上升，这些机构纷纷增设收容所，收容所规模也随之扩大：慈善会设到十个，其他即增至六七处、四五处不等，最少即在二处以上；佛教会增设第三收容所后，又以东羊市长安第二女子小学为所址增设第四收容所，在粉巷续设第五难民收容所；乐道设也设立了三处难民收容所，济公慈善会设第九、第十、第十一难民收容所三处，共收难民一百八十余名；五味什字中国医院也“增设三所灾民口粮与慈善会”救济来城难民。众多收容所的建立，缓解了收容所难民爆满、食物短缺、卫生不达标等状况。

    各个收容所每日按时分发粮食，每日可以按年龄分得一些蒸饼，成人一斤左右，儿童半斤左右，且稀饭的供应不加以限制。难民在领取食物、干柴后一般可以自行合伙做饭，像圣公会收容所每人每日发给硬柴一斤，约十余人共开一灶，合伙做饭。汽车公司收容所发放数更为庞大，“每日发蒸饼三千余斤，干柴一千余斤”，并将难民分组，每日每组推选出一人领蒸饼、干柴等物，然后分给该组难民。

    随着难民人数不断增加，又值夏季疫病高发期，收容所内不断出现疫病。针对这种情况有些收容所积极进行改善，注重室内卫生清洁，遏制疫病的传播。文教会第二收容所“每日房屋必用药熏两次，以防疫气传染。该所同人又因天气炎热，恐难民渴饮生水易生疾病，每日又发给茶水两次，布置颇为周到”。为难民提供较为清洁的环境，大大减少了患病率。很多收容所对医疗问题也颇为重视，在收容所内设有简易医疗机构，一旦难民患病，也可以有所医治，像慈善会第六收容所就设有蓐妇室、养病院、小儿种痘所等处，“且对于妇孺特别注意，派有医生每日到所疗治”。东关救世堂难民救济所也设有诊治室、种痘室、产妇室，因天气炎热，各房舍均用杀菌药水和石灰日洒数遍，又时时监督各难民除扫污物，故该堂设立救济所以来“从未死亡一人，而病者亦少”。

    各收容所除为难民提供衣食住行及医疗条件之外，还会为难民提供一些零活以期他们尽快适应收容所的生活。难民多来自田间，都有劳动习惯，天主堂怕他们长期在收容所抑郁致病，“特购置纺线车多架，令所收容难民每日防线以资活动”。各社会组织设立的收容所，安置了大量来城无家可归的难民，初步解决了他们的衣食住疾等问题，避免他们流落街头，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兵灾期间城内的秩序。

    围城期间，灾民遍地，孤儿的数量也大量增加，孤儿院原有房屋数量不足。一些社会团体与民间慈善机构出资为各个孤儿院“添筑房屋”。这些孤儿在孤儿院中也能接受教育，学习一些“简单工作及小学课程”。除文化教育之外，孤儿院还对院中儿童进行文艺培养，以促其全面发展。围城之初，孤儿院就曾“派孤儿数人持乐器分赴圣公会、青年会、自立会所设立之各难民收容所奏乐唱歌，以除难民烦闷”。

    筹集赈款与发放物资

    西安城中存粮有限，围城日久，各个收容所的粮食库存渐空，市面上物价暴涨，而入秋之后，难民“饥饿由谨腹中呐喊，树皮草根被视为维生至宝”，个个“衣着单薄，面带菜色，厥状至惨”，“饿毙之人数达二三万”，在此情况之下，急需筹集善款与物资进行难民救助工作。围城期间的善款与物资主要来源于官方、社会慈善团体、商业团体以及个人。

    镇嵩军包围省城，难民不能回乡，食粮、薪炭、医药以及掩埋病亡各事，无不仰赖军政机关大力维持，并设立“陕西临时救济灾民慈善各团体联合办事处”负责办理诸项事宜。赈务处则成为兵灾期间负责传达情报、发放赈款的官方机构，因各团体之收容所人数日众，募款日难，“各慈善团体函请补助灾民收容所救济费”，赈务处便将拨款补助难民案咨达中央备案，赈款下拨后由赈务处分发给各个慈善团体。另外，在坚守西安胜利大会的努力之下，四中全会也决定发行八百万陕西公债，用于难民救助。陕西服务会也决定补助各收容所，拿出五千元给各收容所分配救济款。官方救助机构中，丙寅兵灾救济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将募得款项筹备粥厂赈济灾民，赈款及物资的调度、围城期间的大小事务也多由其负责处理，就迁葬死亡人民将士尸体之事，丙寅兵灾救济会曾通告人民“限期由其家属或亲族迁回故里”。

    官方的救助一直持续到解围之后。冯玉祥就曾在其日记中讲述，解围后念及人民困苦，因饥寒而死者众多，便请刘郁芬“拨交于右任洋二万元，专发急赈”。各级官员也积极筹款捐款，冯玉祥把李兴中犒赏洋提出二万急赈长安百姓。国民二军十二混成旅步三团团长耿庄自接到孤儿教养院捐册后，“除慨捐现洋五十四元外又募得现洋一百四十六元，一并寄来”，可见其对于慈善救助之热心。“国联驻陕总司令于右任鉴于孤儿食料缺乏，捐助小麦拾石，国民一军后方留守司令杨其祥捐小麦二石。”官方的救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难民利益，减少了兵灾造成的损失。

    各社会组织在赈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办理粥厂、收容所，积极筹款、散粮，进行施医、施药、掩埋等慈善事业。其中，善款的筹集是其救助工作中突出的一项：在西安孤儿教养院、西安东关救世堂难民救济所、陕西佛教会难民收容所、青年会收容所、济公慈善会、东关基督救世堂、中国医院难民收容所、乐道社、广育堂等积极号召下，社会各界捐款捐物。捐款主体为平民，同时也包括一些商会及官员。有些官员运用自己的权力及号召力进行募捐，再将筹得资金一并捐助给慈善机构。各种商会、当铺、公司等也纷纷捐款。

    善款筹集之后，主要用于购买物资，但围困日久，物资供应逐渐被阻断，城内物资有限，物价飞涨，所以对物资的筹集除购买外更要依赖募集之法。所募集物资以食品为主，当然也有茶药包、医药等医疗物资。各个慈善机构将募得的物资以无偿或者借贷的方式发放给收容所中受难群众。西安红十字会、陕西佛教会、济公慈善会、中华圣公会、文教会、天主堂、基督教浸礼会所设难民收容所，总共收容难民达六万余人，依靠这些物资，“每人一日发馒头一斤”。慈善会也曾借粟米周济贫民，贫民借粮手续由会员介绍，写下借券，每粟米一斗折合现洋一元，限年终散赈时归还，不失为救济之良法。

    除团体性救助之外，一些慈善家也为难民施舍稀粥、提供药品。这些慈善举动，无不为解决灾民温饱及流行疫病问题提供了巨大帮助。

    医疗卫生救助

    围城期间，镇嵩军经常炸城门、爬城墙与城内守军搏斗，并用飞机在城上空进行轰炸，“双方直接死伤于战场者不下二十万人”，“西安城内病、饿、战死军民达五万之众”。难民、伤病人员日增，收容所、医院逐渐饱和，无处安置，又正好经历夏季疫病高发期，遂疫情四起。因此，对于难民的医疗卫生及防疫救助则成为慈善救济中的重中之重。

    在医护工作中，除官方医院接收伤员，医治难民之外，各慈善团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路大散关、益门镇等处发生战事后，红十字会就曾“派人前往以尽救护之责”。佛教会难民收容所总干事康寄遥在佛教会第四收容所内组织医院，并聘请了专员经理医药事务及施诊，购备了一切应需之药料及床国器具。东区青年会收容所也经由东署分配医士邱启元、白星五为难民诊病。另外，药用物资的供应极为短缺，各慈善团体及社会慈善人士也积极解决药品的供应问题：积善堂安某因青年会收容所难民患时疾的甚多，施送万应丸，并“捐入文教会急救时疫万应丸一千四百九十六包”，后又给孤儿院自立会等处分送若干包。五味什字中国医院所设之灾民所难民多患泻痢症，某慈善家捐泻痢药丸多斤。文教会因城内难民甚多每日街上乞食，也在各所门口设立施茶处一所施舍茶汤，又配置解毒药丸数种分别散放，并在总务处门口施舍绿豆汤。对于药资紧缺问题，总商会也召集各药商与药行商议请警厅另发一种特别药单分给各难民收容所，作为减免药资的标准，从而减轻了灾民的用药负担。

    在防疫工作上，大批难民拥挤在收容所中极易引发疾病，各个收容所对所内及难民个人卫生清洁也甚为注意。佛教会第四难民所收容所灾民患病甚多，该所则“以治疫药水四周遍洒，又督饬灾民夫役时常扫除尘芥不洁之物，空气为之新鲜”，患病者日益减少。中国医院收容所、红十字会第二收容所、文教会对于清洁也颇能注意，“每日早晨分配灾民若干认真洒扫房屋”，“又常常告诫难民须个人自重，毋得任意抛散污秽不洁之物致使瘟疫发生”，并“购备旧衣裤多身分散各所难民已备更换，并令每十人为一班，每日午间在莲花池洗浴一次”。中国医院第三所“购置洗衣大盆若干个以便青年妇女沐浴洗衣之用”，该所难民患病甚少。

    为提高难民卫生防疫的意识，三师军医院还发放防疫传单普及预防瘟疫知识，号召灾民注重居室清洁、预防鼠疫、加强锻炼、注意饮食卫生，等等。各个医院、收容所以及慈善家等对于医疗卫生防疫的注重，对伤兵难民的救助起了积极作用，大量医药物资的捐助也缓解了战时医药的紧缺，救助了大批患病难民。

    围城的八个月时间内，各社会组织、慈善团体设置大量收容所收留逃难群众，提供食宿，医治疾病，加之官方与社会各界人士“竭力拯济”，使得兵灾期间大部分难民有所栖止，给流离失所的难民以生存希望。这些举措对于号召民众坚守西安，振作士气，维持社会秩序，夺取最后守城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据《大庆师范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