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树藩（1868—1926年），字纯伯，号毅轩，1868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其父陆心源是晚清著名的藏书家，所建藏书楼‘皕宋楼’闻名遐迩。陆心源逝后，陆树藩辞官前往上海经商，并投身慈善。

    素有‘湖州善人’之称的陆树藩此前以创办‘中国救济善会’为世人称道，但载于新加坡《叻报》的《中国红十字会告白》一文，则证实中国红十字会实乃陆树藩首创，早于1904年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仿泰西红十字会 

    创建中国救济善会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旨在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史称“庚子之变。京畿之地，烽烟滚滚，官绅商民，均遭池鱼之殃，流离失所，苦不堪言。面对如此浩劫，江浙一带的绅商发起救援行动，其中陆树藩发起成立的中国救济善会，成为救援的主导力量。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单纯的善会善堂等慈善组织已经无济于事。陆树藩清楚，在战争状态下也只有中立性的红十字会才能得到交战方认可而出入战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已在中国传播的红十字理念，给予陆树藩以灵感。因此，他设想能够创建一个红十字会组织来执行救援使命。但中国人自办红十字会没有先例，事起仓猝，一时间也很难组建起来，于是成立了类似于传统善会善堂的中国救济善会。

    1900年9月9日，陆树藩在《申报》刊发《救济善会启》，决意“仿照泰西（指西方国家）红十字会章程”，创办中国救济善会，北上援救，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官绅商民，纷纷响应，爱心款物，纷至沓来。尤其是李鸿章，对陆树藩的壮举鼎力支持，亲自联络盛宣怀，要求轮船招商局派拨轮船以供救济善会北上救援之用。

    如何融入红十字“元素”，使救援行动能够顺利开展，使陆树藩煞费苦心。在陆树藩看来，只有“变通”将传统的善会组织赋予红十字的新内涵，才具有可行性。

    表面上看，中国救济善会与传统的善会没什么两样，但运作方式在经陆树藩“嫁接”红十字后已经大不相同。《救济善会启》称，中国救济善会“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正是对“旧瓶”装“新酒”或“移花接木”的诠释，也决定了中国救济善会的“红十字”性质。这是一个创举。

    遵照红十字会的规则行事，还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取得八国联军的认可。为此，陆树藩上书上海道台余联沅，请其“迅赐照会德总领事，声明此系江浙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治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务请德总领事颁给护照，俾救济会之人准向北方军前随时救护。”

    余联沅不负所望，照会驻沪各国总领事，“请烦查照俯如所请办理”。经交涉，“已蒙各国领事会议，允由德总领事发给护照”，希望救济善会本着红十字精神，“按照各国规矩并西美各官向来办法，如有病人或受伤之人，无论友国敌国，理当一律和衷相待救济。”至此，具有红十字会性质的中国救济善会，登上了“庚子救援”的大舞台。

    战火中的“诺亚方舟”

    红十字旗帜下的救援

    万事已经俱备，但在陆树藩看来，“事不躬亲，难期实践”，决定亲自北上。10月15日 “慷慨启行”。当日中午，陆树藩偕德国医官贝尔榜、德人喜士以及著名外交官陈季同、思想家严复、德文翻译洪中并司事、家丁、小工等共计82人，登上了招商局“爱仁”号轮。

    这艘被称为“救命船”的“爱仁”号，还有随行的“德生”号轮，装载“米三千三百石，面二千一百三十二包，饼干五千二百念磅袋，寒衣三万五千五百四十件，棺木大小五千余具，药料数百箱”，扬帆北上，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人道之旅。

    1900年10月19日，陆树藩一行抵达大沽口。各国兵船见到港内驶入了一艘飘扬着红十字旗帜的中国轮船，无不向其“升炮并悬中国龙旗”以示敬意。抵达天津后，经美国人介绍，陆树藩租得针市街火神庙作为救济善会天津分局的办公之所。

    就此，救济善会以天津为中心，开展了以济渡为主，运柩、平粜、掩埋、医药为辅的救援工作，并向周边乡镇以及北京、保定、济南等地派出救援分队，护送难民前往天津，转送上海。

    难能可贵的是，救援行动中处处体现着红十字的元素与精神。在抵达天津之前，为了表明救济善会的红十字性质，确保工作人员的安全。陆树藩要求所有工作人员都要身着“红十字记号衣服，俾中外军民认识系是会中人”。

    随着救援行动的深入，陆树藩还为工作人员的制服增添了用英文写明的“中国红十字会执事人”字样。在使用红十字标志的同时，陆树藩也未曾忘记保护红十字标志的义务，多次规定“外人不得仿照钉用红十字，希图冒混，如敢故违，查出究罚”。

    如果说妥善使用红十字标志，是救济善会“仿照泰西红十字章程”的“表”。那么践行红十字人道精神便是“里”的实质。只有做到“表里合一”，才能“名副其实”，陆树藩也深知这一点。在不断扩大救助范围的同时，救济善会从未对救援对象有任何限制，坚持“一视同仁，无分畛域”的原则。即便是面对敌国所招工人的请求，也没有动摇。

    当“爱仁”号抵达大沽口不久，“有难民二十余人来船求渡，鸠形鹄面，情甚可怜”。询问之下得知，这批难民“一时贪利”，为奥匈帝国招募来到天津做工，不料主事兵官到津后中炮阵亡，他们顿时陷入了无依无靠，难求一饱的绝境。

    陆树藩虽然对他们“甘从洋兵”的“叛国”之举表示愤慨，但想到“红十字会例以平等救人为主”，仍然对他们伸出援手，遵行了“无论友国敌国，理当一律和衷相待救济”的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

    对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的践行，使救济善会得到了中外人士的广泛认可。清末著名书法家陶濬宣专门作诗五首，直呼“救济会原红十字，温拯宁止活千家，登高一啸群山应，大地回春顷刻花”，称颂陆树藩北上救援的盛举。

    在陶濬宣笔下，救济善会就是红十字会的翻版。曾代表清政府签订《海牙第三公约》（关于日内瓦公约的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的驻俄公使杨儒，在得知陆树藩的义举之后，来函表示此举“实获我心”，救济善会与红十字会“宗旨无异”。

    外国友人对救济善会的认可，则主要表现为对救援行动的帮助。德国医官贝尔榜听闻救济善会创办的消息后，主动请缨，加入北上救援的队伍。抵达天津后，他又承担起了与德方沟通的重责，为救济善会争取了诸多便利，是救援行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人物。

    而当难民因天寒河冻，无法从水路离开北京之际，美国公使康格与美军将领阿德纳·莎菲商议，派出百余士兵，护送这批被难官商。在安全抵达天津之后，有人不禁由衷地感慨道：“然非陆部郎之推心置腹，为洋人所深信，安得有此履险如夷耶？”不言而喻，陆树藩为洋人所信任，正是救济善会坚持遵行的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

    在中外人士的合力之下，救济善会最终从北方救回难民5000余人，运回棺柩近200具，向当地难民提供了大量的米粮衣药。并联合济急善局将聂士成将军的亲属以及“浙江三忠”（被清廷处死的三位浙江籍官员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的灵柩护送回南方。不仅稳定了战后京津地区的局面，还使得“南北海道亦因此而通”。

    陆树藩的“设想”

    “红十字会之利”

    亨利·杜南在《索尔费利诺回忆录》提出“设想”，希望成立伤兵救护组织，得到回应。1863年2月9日，“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前身）成立，标志红十字的诞生。陆树藩在《救济文牍》也有一个设想，就是创建中国红十字会。

    陆树藩从10月15日出发，至12月17日回到上海，两个月中，可谓历尽艰辛。中国救济善会的成功，并没有使陆树藩沉浸于“功德圆满”的陶醉之中。

    在北方的所见所闻，促使陆树藩思考，如何使国人进行战地救护不必每每设立临时机构，而是能够通过一个长期有效的机构统领全局？在由天津返回上海的船上，未知是巧合，或是投身救济善会参与庚子救援，或是被救之人，红十字运动的“吹鼓手”孙淦与陆树藩相遇，多有交流，陆树藩获益多多。

    回到上海后，他将有关救济善会的相关章程、书信、文章汇编为《救济文牍》一书，并将自己此次北上救援期间的日记装订为《救济日记》，广为分发，以此宣传“红十字会之利”。

    在《救济文牍》中，陆树藩通过《中国红十字救济善会募捐启》表露了自己创设中国红十字会的“设想”。他认为，救济善会虽然是“仿红十字会”而行的慈善组织，但毕竟没有正式加入《日内瓦公约》，并非正式的红十字组织。

    不过，既然“欲开风气之先”，便当“始终其事”，建成中国红十字会，这是他作为救济善会创始人应当担负的使命。结合实际，陆树藩制定了实现“红十字之梦”的三个步骤：首先是取得官方的支持，为此他曾专程拜谒两江总督刘坤一，并得到了他的首肯；其次“派员赴瑞京联约入盟”，前往日内瓦加入国际红十字组织；最后要“著书贴说，声明红十字会之利”，在国内进行广泛宣传。

    更可贵的是，陆树藩高瞻远瞩，特别拟定了《中国红十字会例条》，这是第一份由国人制定的国家红十字会章程。《例条》共8条，对中国红十字会宗旨、性质、任务、会员发展、标志标识的使用、表彰奖励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显然他所要创建的中国红十字会，已不是一个应对突发灾难的临时组织，而是一个兼备战地救援与日常善举的全国性组织。不仅需要在战争时期前往战地开展人道救援，同时还要兼顾因战事或天灾而流离失所的难民。

    中国红十字会的存在，不是无根之木。其中人才培养至关重要，而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兴办医学堂、医院，否则“不足以垂久远而符会规”。为使这一设想具体化，陆树藩筹划“救济中西医学院”之设，并制定《章程》14条，对招考学生、修业年限、教师延聘、教学管理及医院、诊所、药房等方面的设施均有涉及。

    陆树藩的设想，正如亨利·杜南那样，源自于战争救护的实践，虽然因救援行动使陆树藩深陷债务危机而无暇继续推进，但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创设勾画蓝图、创造条件。他完全称得上“中国的亨利·杜南”。

    1904年日俄战争中，沈敦和等“接棒”以中国救济善会为蓝本创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以及日俄战争救护使命完成后兴办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办医学堂、发展会员等，都与陆树藩创设的具有浓重红十字色彩的中国救济善会、《中国红十字会例条》的愿景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说，陆树藩称得上“中国红十字运动之父”。

    （据中国红十字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