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碧城（1881-1943），中国近代著名女词人，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她是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同时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第一位女性撰稿人，同时也是女权运动家，终生未婚，可谓奇人。

    由吕碧城作为主要推手创办的中国保护动物会，在中国近代保护动物史上影响甚大，是一个由中国人自己主张兴办的保护动物组织。

    吕碧城其人

    吕碧城在清末及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坛享有相当盛誉，早年专心于中国女权事业的发展，在担任《大公报》撰稿人期间发表了许多令人赞许的诗词作品而受到广泛关注，女权倡导者秋瑾就曾与其互相倾慕，秋瑾甚至使用过“碧城”二字作为笔名。

    1904年，秋瑾从北京赶往天津，特意拜访吕碧城。双方一见如故，但二人在革命与女权事业上存在一定的分歧，所以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吕碧城的选择，是创办女子学校，传播现代女性教育，而秋瑾则在1907年被捕并被杀害。

    1907年，吕碧城赴北京演讲，认为女子教育是当时“最重大及急迫不可缓的要点”，认为“我国女学不发达，实因没有一总会联合研究的缘故”，由此提议设立女子教育会。

    民国元年，吕碧城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秘书。1914年，吕碧城加入当时著名的文学组织——南社。南社是清末由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的革命文学团体，在吕碧城加入的前一年已经开始发起声讨袁世凯的各种文学活动。因此，作为袁世凯总统府秘书的吕碧城加入南社，其象征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次年8月，吕碧城便辞去总统府秘书一职。

    后世所见吕碧城最早提及戒杀动物观念的文字，是她本人诉说自己于1903年初抵天津时，在报纸上见到伍廷芳提倡的“蔬食卫生会”后，便致信伍廷芳，认为“卫生义属利己，应表明戒杀，以宏仁恕之旨”。其后很长时间，吕碧城则全身心投入到女权事业当中。

    1918年，吕碧城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1922年学成归国。在其1926年再次启程游历欧美之前，吕碧城于上海短住，期间曾欲与步林屋共同创办《护生月刊》，但被拒绝，后者认为吕碧城的愿望过于宏大，不甚现实。1926年秋，吕碧城游美，又打算和日本人一起提倡戒杀，却未收到好的效果。

    吕碧城说，从1926年“庖厨戒杀”后，虽“久欲蔬食”，但因正漫游欧美诸国，也因当时欧美并没有专门的素菜馆，致使其未能实现一直践行素食的祈愿。在此期间，吕碧城发现自己戒杀的思想观念与佛教的某些观念颇为契合，便有了皈依佛教的打算。

    1927年7月，吕碧城抵达维也纳，因工人罢工导致的骚乱被困，数日后去往柏林。在归途中，有两件事令她感叹，其一便是“菜场列牲类之生鞟多件，毛色如生，血痕新渍，而驾车之牛马适行经其处，彼等见之亦有感觉否？牲类为人服役，永无同盟罢工之举，而反遭屠杀，世有仁者为之呼吁乎？企予望之”。吕碧城认为，人类遭遇到不公能够举行罢工等活动进行抗议，动物却没有这个权利，因此为这些动物感到不平。

    上世纪20年代的伦敦正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烟囱林立，天空常见浓烟滚滚，泰晤士河臭气熏天，基本见不到什么鱼及飞鸟，这些状况引起英国人民的不满，请愿成立“护生协会”，要求当局改变现状。吕碧城也经常参加这类活动，还被“护生协会”授予荣誉奖章。

    留欧期间，吕碧城偶然看到《泰晤士报》刊载了皇家禁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公开信，便产生了创办中国保护动物会的念头，她“心复怦然，立即驰牍讨论”，“遂决计为国人倡导，以禁止虐待及鼓吹戒杀同时并行，倡言无讳，为根本之挽救”。吕碧城在《谋创中国保护动物会缘起》一文中说：“予频年役形尘网，计画屡辍，主义未迁。”又因在此间其朋友于街头得到《印光法师嘉言录》以及聂云台的佛学小册子，吕碧城开始学佛。同时，吕碧城经历了一次胃切除手术，养病并定居于瑞士，由此断荤，成为动物保护主义者。

    此时的吕碧城，受邀出席国际性动物保护会议，并作为《大公报》的欧洲联络人，常年在国内报纸上发表相关文章，倡导动物保护理念。

    1933年，吕碧城从瑞士回国，在上海住了3年，捐款十万元给红十字会，倡导动物保护。“七七事变”后，吕碧城再次出国，辗转于欧美国家，致力于倡导佛教，希望用佛教理念“护生戒杀”来阻止野蛮的战争。随着二战开战，吕碧城于1940年返国，寓居香港，潜心学佛，室中悬挂观音大士像，常以戒杀劝人。

    1943年1月24日，吕碧城病逝，享年61岁。她将全部财产二十余万港元布施于佛寺，并遗嘱：“遗体火化，把骨灰和人面粉为小丸，抛入海中，供鱼吞食。”

    保护动物会之创立

    在吕碧城等人看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保护动物的传统，在世界保护动物运动大兴之际，中国有理由也有必要成立一个保护动物的专门组织。而佛教恰恰与禁屠、吃素、护生、戒杀等都有密切联系，由佛教在背后推动成立保护动物的组织便是情理之中。

    吕碧城最早曾以信函向太虚法师与常惺法师请教，并以中国筹组保护动物会一事征询常惺法师意见。但常惺法师于回复吕碧城1929年7月11日的函中，表示当时尚无实现之可能。

    同年10月4日，正是西方的“世界保护动物节”，吕碧城在《大公报》发表了《今日为世界保护动物节——保兽会欲在中国设立分会》一文，提议由中国人自己组建保护动物会。12月7日，中国佛教会致函太虚法师，回应吕碧城主张，提倡设立世界保护动物会中国分会，拟以王一亭为筹备主任，太虚法师等为筹备员。

    1933年，《申报》载，动物保护会之所以要发起组织，是“鉴于人类虐杀动物，实为以强凌弱有乖正谊之事，我国古礼，有无故不杀之条，近代列邦，有禁止虐待之会，虽未能遽止杀生，而犹能节制，因思种残忍之因即造战争之祸，故世界战争之能消弭与否，不系于国际之约章，而系于人心之慈暴，于是乃发起创办中国保护动物会，以胜残去杀”。

    1933年5月20日，王一亭等84人于上海功德林蔬食处召开第一次发起人大会。9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许可创办中国保护动物会。

    1934年2月25日，中国保护动物会成立大会在觉园召开。主席叶恭绰报告发起宗旨，他认为，就当时中国的情况，保护动物会的工作“一定是不容易收速效的，显系一种永久的事业，亦可以说是一种移风易俗的事业。说不定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地下去都可以，但我们应有很坚久的力量，继续我们的工作……”

    保护动物会理事中，许多人都是当时社会名流、政要以及知名的慈善家、动物保护主义者、宗教界人士。《佛学半月刊》刊载了动物保护会部分章程摘要，章程中提出，保护动物会“以发扬本国固有道德，制止或减少人类残杀行为，保护动物之生命与自由为目的”。章程规定其行事方法分为消极和积极两种，消极的办法是“以政府法令禁止虐待动物、限制捕杀动物、禁止屠杀动物”，积极的办法是“以宣导力量感化大众减少杀生、戒除杀生、维护动物”。

    根据保护动物会的章程，保护动物会主要工作，一是调查，二是研究，三是宣导，四是诉请。保护动物会设立动物收养处、动物治疗所、蔬食会、掩埋队等机关。按照自身捐赠及劝募资金多少，该会设有不同等级会员。

    动物保护之践行

    由于保护动物会所倡导的现代思想与社会认知有所冲抵，包括鲁迅在内的名家都对其产生过质疑，足见那个时代对保护动物会的看法。加之日寇侵华正酣，与救人相比，动物保护常被评论家嗤之以鼻。

    只是这些声音从未让保护动物会停下自身的脚步。

    在成立初年，保护动物会就做了许多事，尤其是向各地宰杀动物的机构进行函问、责令说明情况，请求各地政府机关对保护动物作宣扬，并请各地设立禁屠日。从这些来回函复的内容来说，保护动物会确实是凡动物，事事关心，也符合其立会之根本。

    7月22日，保护动物会召开第三次干事会议，指出“法租界方面近又举行捕捉野犬、状甚残忍。查龙华地方旧有圈养野犬所一处，久已废办，亟应恢复收养，以重物命，决议先行派人前往调查，再行设法续办”。

    8月13日，该会召开第五次干事会议，报告指，《护生报》致函该会，请求制止杭州将野犬抓捕后在烈日下暴晒致死这种行为；致函宣城县政府，请转饬孙家埠公安局，禁止人们捕捉乌龟出售两例。会议对动物节如何宣传、接洽出版特刊、制作张贴标语、举行宣传大会、联络西人一致保护动物等内容进行了探讨。

    9月16日，保护动物会召开第三次理事会，决定函请上海市政府于10月4日动物节通令全市禁屠一天；派张一尘理事前往邑庙董事会，接洽弘正佛会函请救济邑庙九曲桥鱼类；决定租用龙华野犬豢养所屋址办一个放生园，力图恢复龙华野犬豢养所；设立放生部，由黄涵之担任部长；聘请兽医，决议函聘中华职业社兽医部全体师生为义务兽医；动物节宣传经费，决议由各会员认捐；其他。

    ……

    此等救助动物措施，不一而足。

    在传播自己理念的层度来考察，保护动物会为了宣传方便，制定了会标，官方宣称为“动物标记”，因为欧美各国动物保护组织多用“毋忘我”花作为动物标记，所以该会也同样以“毋忘我”花作为动物标记。

    在具体的宣传上，一方面，保护动物会在各种报纸上刊登保护动物的理论文章，另一方面，其自身也会印制一些宣传出版物。而《申报》每年都会为该会发行动物节特刊，每次特刊都会有知名人士为刊物题写相关文字。

    1937年4月，保护动物会向佛学会书局商定办法，决定先围筑矮墙开辟池沼。最初的时候虽然场地是由保安寺免费拨给使用，但是建筑以及动物饲料仍要自己解决。其后，佛学书局下设的宏法基金将利息2000多元拨给保护动物会使用，该基金每月利息有200多元，也将拨给放生园作饲料费用。直到这时，该会经费问题才算是部分解决。

    1937年抗战已经开始，此时的保护动物会已经不止于将力量投入放到保护动物方面，该年10月4日动物节，报称：“本年之动物节日，应致力于伤兵难民之救济，兹悉该会已商准沪地各电台，义务举行护生播音外，所有捐助该会宣传经费，概行移作救济伤兵、给养难民之用，又该会全国会员，并于今日素食一天，将节省之资，移充救济款项云。”

    直至1943年的抗战关键阶段，《佛教半月刊》《海报》等刊物依旧能见到以中国保护动物会为名发行的动物节特刊，足见该会倡导动物保护理念之坚持及不易。（高文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