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重臣于右任，位居高官要职长达五十余年之久，在获有监察之父桂冠的同时，还享有书法巨匠、著名报人、爱国诗人、和平老人、杰出教育家等诸多美誉。平民的出身让于右任有一颗感同身受的平民之心，不论如何颠沛，不论时世维艰，不论地位变化，他的心始终贴近广大贫苦群众。每次回三原老家，他总是详细了解左邻右舍和一些穷亲朋的生活境况，并叫家人去送些款物。他衣着简朴，经常穿一件灰布大袍子、布鞋布袜子，饮食平常小米饭、红豆稀粥、黄菜等就是一餐；他一生没给家里买过一亩地、盖过一间房，对赈灾济民，扶贫帮困却不惜余力。

    办粥厂 办报纸 救灾民

    戊戌变法失败的1898年，陕西遭旱灾，从开春到立夏，没下过一场雨。大片的土地干枯，颗粒无收，搜尽树皮草根，仍无以充饥的灾民接二连三倒在了荒野地里。

    时任陕西学使的沈淇泉设法从东南各省募集了一笔款子，购回了一批粮食，在三原县城办救灾粥厂，派尚在宏道书院上学的于右任出任粥厂厂长。

    听说三原县城要设点舍饭，四周八围的灾民便拥进了县城。每天夜晚，场院里，街道上，以及各店铺的房檐下，横七竖八地躺着的，坐着的，都是衣衫褴褛、拖儿带女的灾民。为了能吃上那一大勺舍饭，他们常常在四更时分，就早早蜷缩到舍饭场的门前排队，一个挨着一个，默默地站着，直到看不见的地方。

    担任了粥厂厂长是于右任首次为民操劳，他分外忙碌，粮食加工、粥厂的财务管理、舍饭时秩序维持，件件事必躬亲，尽心尽职地去做，夜以继日地忙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人累瘦了，眼熬红了，累得生了一场病。

    粥厂直办到第二年麦子将熟，年轻的于右任有了一年宝贵的经历。

    于右任为民帮困，并非局限于家乡，他在上海先后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4种报纸，虽然存续时间都不长，但影响一个胜过一个，他以报纸参与社会募赈。

    放赈 代赈 防治霍乱

    1918年8月，于右任总领陕西靖国军，驻扎家乡三原四年多。期间，陕西大旱，加上连年兵戈不断，人民生活困苦，甚至连吃盐也成了大问题。于右任下令废止食盐运销的引岸制度，放开盐禁，允许任何人任何盐都可以上市销售，使盐价大幅度下降，百姓称好。为了赈济灾民，他派人去京、沪、宁等地，奔走呼号，募集款物。由于他与胡景翼等人的共同努力，向国内各慈善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募得赈款70万元。先后在关中20多个县发放赈款11次，使大批灾民得以死里逃生。

    1920年，陕西又遭大旱，连续三年无收，民众遭受空前饥荒。于右任向当局及各界报告灾情，募集捐助，抱病回陕救灾。他不仅将自己和夫人的寿金、长子大婚和孙儿满月过岁所得礼金悉数捐出救灾，并筹措购置粮食100多石，募集110余万元向关中20多个重灾县发放赈灾济。

    1921年秋，于右任支持在三原的各界人士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利用救灾余款，筹办钓儿嘴水利工程，公推李仲三为主任，李仪祉为总工程师，负责工程设计勘测。三原县城西关外西河湾，有一座河中岛，就是于右任为民除害兴利，以工代赈将河道裁弯取直后形成的。

    很早以前，三原清峪河水流到西河湾这里，折向南岸冲去，水到南岸向东，旋向北折又向东流去，使河床呈U形，当地老百姓把中间突出的一大片塬头称为老虎鼻墚子。多年来洪水为害，使三原西关沟岸经常出现塌方，有十家住户的后院开始塌陷，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于右任携带渭北水利委员会李仲三、李仪祉等人，到西河湾勘察，决定斩断老虎鼻墚子，让清河改道。当时大旱不断，军民并困，无力为之。但是于右任心中老惦记着这事。

    1931年春，他返陕视察，仍有不少灾民。于右任捐款，以工代赈改修河道．他捐款3000元，让陕西省建设厅负责设计施工，并派出督工人员，组织附近乡民以工代赈。开挖期间，北岸出现滑坡，增加了3000多方土。督工人员电告于右任，于右任又追捐了2500元。开工四个月，底宽5米，深10米的新河道建成。竣工放水之日，附近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观看，万众欢腾，盛况空前。新河道通水后，不但使南岸减少塌方，还增加了不少良田，大家都称颂于右任为老百姓又做了一件好事。

    1932年春，大旱过后的陕西各地，流行一种非常厉害的疾病“虎烈拉”“霍乱”。于右任在南京得知此情后，立即派人采买十滴水、二天油、八卦丹、万金油等药品10余箱，委托夫人高仲林带回陕西进行防治。高仲林到三原的第二天，就约请普济医院院长伊添石、博爱医院院长阎子龙，三中教员侯文博和张文生等在民治学校礼堂开会，研究决定预防和急救同时进行，民治学校抽出教员和年龄大的学生参加协助。杨虎城将军得知后，也派来汽车襄助义举。次日一早就出动，白天在三原、泾阳城乡进行，下午在学校礼堂给附近群众注射防疫针并施药物，忙碌了十天才结束。不仅对泾、原重灾区如此。对发病的榆林地区，于夫人高仲林让给运去了几大木箱药物。由于于右任、杨虎城等人的共同努力，大大减轻了瘟疫的危害。

    不置家产 无私奉献

    于右任一生都以“天下为公”为座右铭，从来不置私产。为给百姓办事，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常常不计得失，甚至节衣缩食。他向陕西捐赠380多块碑石，就是一例。

    1924年，于右任从洛阳一位古董商手中购得320多块古幕志，运到北平存放于西四牌楼菊儿胡同住宅的上房里。毛焕明时得于右任资助就学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每年暑假住在于宅，受于右任之嘱雇请工匠拓印《鸳鸯七志斋》中的七对夫妻志石。于右任将墓志内容及其历史、书法史料的价值著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半月刊上发表。据毛焕明文载，抗战军兴，这些墓志连同于右任收购洛阳出土蔡邕所书汉代石碑《汉熹平石经》残石一起，于1935年10月11日致电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行营杨虎城：“现决送归陕省公有，在西安集中藏处，拟以将来摹拓所得之款，补助三原民治小学经费。唯存放处所得一妥当地方，即由二公酌定。”翌年2月6日，邵力子复电称“前承慨将历年收藏碑石，捐归本省公共保存。现已由委员马文彦运省，暂存文庙。业由教育厅及考古会保管，当即专筑一室，妥为陈列”。西安碑林的创始人，可以说于右任为第一人。于右任为了这380块志石拉下的债，几年后才还清。

    于右任的捐赠远不止这些碑石，还有今天藏于甘肃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1960多种2000余件金石拓片，以及被誉称为“镇馆之宝”和研究地方史的上乘史料，这些是于右任委托其女婿捐赠。于右任的捐献品中，还有一部分他的手稿和关中名流的稿本、手扎以及明清版本、清人文集等古籍藏本，这些资料无论艺术价值还是史料价值，均堪称无价之宝。

    于右任竭毕生精力办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正如孙中山先生曾经给予他的赞扬：“方眼远大，深为本根。”

    1935年夏末，于右任接受三原民治学校原校长张文生、时任校长杨兴荣的建议，在该校增办了初中班，后来又决定在该校对面购地扩建。建筑面积667.25平方米，扩建校园1万平方米，在校生1000余名，时为三原一所最大的学校。

    此外，于右任还先后创办了上海大学、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三原女中、渭北师范、四川岳池三中等诸多学校。晚年在台湾倡导支持创办了明新、育达、崇石等专科学校和复旦中学、中国文化大学等，也曾设立“右任奖学金”，一生力行教育救国宏愿。

    1929年关中大旱，于右任萌发了走科学务农之道，以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解民倒悬之苦。为此，他决定以自己租族人的300亩耕地为基础，并用公平价钱购买了外地人在当地待售的1000亩耕地，创办斗口村农事试验场，聘请农业专家杨蕴章为场长。

    农场大部分土地为粮棉实验田，从全国各地选先进优良品种培育推广。场内还先后举办了三期农技培训班，为地方培养了100多名农技骨干。

    1964年11月10日，86岁的于右任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家乡的眷恋与世长辞，葬于台北大屯山。他一生没有置办恒产，所有收入都捐给了家乡办学和慈善。大家在收拾他的遗物时，发现仅有一只铁箱，打开来看，竟是一些未及偿还的三万多元欠条，这位贫穷的慈善大家，令人十分惊叹！

    慈善大家——于右任，功垂百世，高山仰止。

    （据新西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