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慈善事业还促进了中国相应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发展。南北朝开始，寺院专门成立了供人民周转之需的金融机构：“北齐文宣王，敕送金钱和衣服与僧稠，令在寺中置库以纳，使之供为寺中常费或其他。”在隋、唐、宋时期，此寺库的设置仍继续流传。如隋文帝开皇三年（583），设置十六种“无尽藏行”的制度，劝化信徒施舍钱粮，而由寺院库藏，再布施或借贷给贫苦信徒。宋朝时曾改为“长生库”，至元朝则称为“解典库”，也是将百姓拿来质押的典当品，收集纳于寺库，类似今日的“当铺”。佛教的借贷、唱衣及出纳求利等办法，对信众而言是一种应急的实惠，对僧团而言得以累积弘法基金，不仅在当时是一大突破，还开了后世银行业、保险业、典当业、拍卖业的先河。

    中国南方各族多以米食为主，在工业未发达的时代，农村均靠人工舂米，费时又费力。唐宋时，寺院开始附设碾米工厂，如明州天童寺有水碓硙的设置；台州的惠安院、楞伽院也各有设置。由于寺院有碾硙设备，不但方便了寺院本身，也嘉惠了当地的民众，增加了农业经济的价值。

    佛教与赈灾救济

    除此制度化、长期性、稳定有序的救济组织之外，政府、官吏也根据具体需要安排组织僧人进行临时性的赈灾工作。至于佛教徒以个人或寺院的力量自发地周济贫民，更是史不绝书。

    在赈灾救济方面，“斋会”是佛教特有的布施仪式，乃是不分道俗、贫富平等设斋的施食法会。斋会的全部费用统由施主们负担，可称为纯粹的社会贫民救济事业。梁武帝屡次开设“无遮大会”，“无遮大会”是佛教布施僧俗的大斋会。所谓“无遮”，在梵文中是“宽容无阻”之意，指不分贵贱、僧俗、智愚、善恶，平等地予以布施。最著名的一次是大通元年（529）九月，梁武帝在同泰寺开设道俗五万人的四部“无遮大斋会”，并舍身佛寺。

    到唐朝中期以后，从帝室、地方官到民间，开设大斋会更为普遍。唐朝京师会昌寺的德美法师、承默禅师之“普福田业”，自开皇末年（600）始，到大业十年（614）终，每年都行大布施，或周济衣物，或赈施食物。夏末之时，置盆于殿前以接受信徒的供养，故俗称此为“普盆钱”；德美将普盆钱分散给贫穷人等。唐时，史思明率叛军围攻睢阳，河南节度使田神功前来救援，打退了叛军。后来，田神功患病，宋州刺史徐向及富豪乡绅、黎民百姓于唐大历七年（772）为酬报其救援之恩，在城南开元寺设八关斋会，祈请佛祖保佑田神功免病去灾。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特别撰写了九百多字的《唐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以记载此事。

    佛教与扶贫济困

    佛教徒在历史上一直是扶贫济困的急先锋。南北朝时期，有一位名叫法进的法师舍身救饥，以至于感动官方，而达到赈饥目的：“是岁饥荒，死者无限。……进屡从求乞，以赈贫饿。国蓄稍竭，进不复求，乃净洗浴，取刀盐，至深穷窟饿人所聚之处，次第授以三皈，便挂衣钵著树，投身饿者前云：‘施汝共食。’众虽饥困，犹义不忍受。进即自割肉，和盐以啖之。两股肉尽，心闷不能自割，因语饿人云：‘汝取我皮肉，犹足数日。若王使来，必当将去，但取藏之。’饿者悲悼，无能取者。须臾弟子来至，王人复看，举国奔赴，号叫相属。因舆之还宫，周敕以三百斛麦以施饿者，别发仓廪以赈贫民。”

    隋末兵荒马乱之际，东都洛阳婴城闭守日久，城中饥饿相望，沙门法素不忍其困危，变卖一黄金佛像，换米赈济，遭受众沙门指责。法素力辩道：昔日如来为解救众生，不惜头目脑髓，生作肉山，死为大鱼，以济馁饥。此佛像今日若不施予众生，城破之后也必然为他人所毁，令多人因此堕落，不如今日让我独自承担此罪业。法素的做法最终拯救了万千饥民，也受到官府的表彰。

    唐朝的昙选法师，在山西并州兴国寺门前常置大锅一口，盛满米粥，亲手周济贫饥。汉州（四川成都）开照寺的鉴源法师，每天在讲演《华严经》之余，设千人粥食分与饥人。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饶州僧绍禧、行者智修煮粥，供赡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另有僧法传、行者法聚供赡三万八千五百一十六人，四人分别被诏令赐予紫衣及度牒。

    佛寺施粥的传统一直保存至近代。1939年成立的上海佛教同仁会即办有施粥处，印制粥票请各界善士认购，同时特约热心善举的粥店作为施粥的供应点，全市贫民及流落街头者，持该会所发粥票到特约店食粥。此举创行后，全市贫民受惠非浅。前后五年，得免费吃粥的贫民总数达千余万人。

    各类慈善团体与机构的建立，使慈善活动能够有组织、经常地举行，越出了单靠寺院赈济的范围而走向社会，与社会大众发生更为紧密的联系。

    佛教与义葬

    佛教在敛葬贫民方面也有特殊贡献。每当天灾人祸、兵荒马乱之际，承担收埋遗骸之任者，往往都是佛教徒。宋代以前，仅有私人或官方出面义葬流民，并没有制度化。宋代以后，政府设置公共坟场，并予以制度化，由僧侣主持，称为“漏泽园”，以示王道仁政的德泽“上昭天，下漏泉”，并制定了一套固定的管理办法。

    这种漏泽园制度直接效法于悲田院，其真正形成大概在宋代。元丰年间（1078—1085）神宗曾诏令在开封府置漏泽园，以官地收葬尸骸。崇宁三年（1104）徽宗再次下诏推广，命各地择高圹不毛之地理漏泽园，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漏泽园制定有应葬者登记，对葬穴面积、深度也有具体要求。这一举措客观上改善了环境卫生，对防止疫病流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漏泽园制度的建立，佛教的贡献尤大。宋代刘宰《宜兴漏泽园记》谈及创立漏泽园缘起，曾说：“以贫不能葬、远不能归者，类祖浮屠法所由来。”宋代朝廷令僧人掌办“漏泽园”，以埋葬无主尸首，表明了当政者对佛教徒的信任，也说明佛教徒不辱使命。如绍兴元年，官方委托僧宗华负责养济院死者及外地流离死亡者遗骸之掩埋。但在兵灾战乱或疫疠流行时，无法满足要求，所以某些州县为了因应需求，另设有“义冢”，并请僧侣主持。如建炎二年（1128）金兵南下，建康死者达十分之四，叶梦得乃召集华藏寺、能仁寺、保宁寺、清凉寺等僧侣，共筑义冢八所，掩埋遗骸。另外绍兴初年金兵战乱，尸骨遍野，丹徒县有金山龙游寺长老净信与其他僧行二十人，加以收尸埋藏。

    收埋遗骸工作是一般人避之惟恐不及的，但是宋代僧人基于佛教救世精神却不辞辛苦，不避污秽，心无畏惧，令人钦佩。僧人为死者诵经、做斋会、做水陆道场及死后超度亡魂、安葬等，连火葬也都是由寺院办理。佛教还建立了一般民众皆可利用的“普同塔”“普同坟”，以让死者得以安息。此外僧人替人守坟，在宋、元民间相当盛行。明代林希逸《福州新创义阡记》在盛赞卧云庵僧人的高义时，深刻体会到“养生送死而无憾”的义举，对死者来说固然是入土为安，于生者来说何尝不是一心安理得的善事呢！直至今时，有的墓地仍称为“某某福田公墓”，可见佛教对中国公众福利事业的影响。

    佛教与其他慈善事业

    佛教在兴办学校、推行不以宗教为限的教育事业上也有巨大贡献。诚如钱穆先生所言，在南宋书院兴起前，寺院“实担当了社会教育之职责”，长期以来，寺院“陶铸圣凡，养育才器……教化之所从出”。历史上如范仲淹、吕蒙正、韩亿、李若谷、王安石等名儒，都曾寓于寺院苦读。即使在书院教育盛行后，寺院仍占非官方教育一席之地。

    千百年来，佛教徒秉承佛陀的教诲，本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济世精神和情怀，一直不遗余力地为社会人群奉献着慈悲之心。他们造桥、铺路、施井、施亭、施茶、施灯，更设立船坊、车坊、宿坊、邸店，提供舟车、食宿、寄物等服务，利济来往的行旅；开垦荒地成为良田，并努力研究改良作物，促进农业的发展；植林种树，兼筑堰浚河，对防治水灾贡献至巨；开山采矿，以佐国用，且在国难方殷时，一面劝募军费，一面安抚民心。佛教的借贷、唱衣及出纳求利等办法，对信众而言是一种应急的实惠，对僧团而言得以累积弘法基金，不仅在当时印度宗教界是一大突破，还开了后世银行业、保险业、典当业、拍卖业的先河。在此仅提供著名宗教史家方豪的一个统计，在《古今图书集成》及各地方志所载的各类桥梁中，其中由寺院募建者，在浙江、广东占到15%，在江西、江苏均占27%，而在福建，居然占到桥梁总数的54%！

    总之，从梁武帝的孤独园、竟陵文宣王的福德舍，到现代佛教界在养老育幼方面的各种设施；从阿育王的药藏、齐文惠太子的六疾馆、唐朝的养病坊、宋代的福田院到现代佛寺创办的医院、诊所；从古印度、西域五年一次的般遮于瑟会，到中国梁武帝推行的无遮大会；从北魏以来的僧祇粟到现代佛教团体跨国越洲的救济行动；从宋代以来的漏泽园、义冢到现代佛教组织的施棺、施龛，乃至安宁病房、往生助念等等……无一不是佛教的悲田思想在各个不同时代社会生活中的体现。佛教所建立的这套集社会公益和生、老、病、死救助于一体的保障机构，利济了无数的众生——佛教在社会慈善事业方面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从历史和世界范围内来看，大乘佛教最初从印度传到中国、越南、韩国、日本等地，之所以能被当地社会普遍接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能注重资生的布施与利众的事业，协助当局解决民生问题。正是佛教的慈悲观念、善恶报应思想及其延伸出来的福田思想，才推动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不断趋向兴盛。因此，若说佛教是中国公益事业的先驱、佛陀是开创公益事业的鼻祖，实不为过。

    （据《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