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能够存活下来，容纳一定的人群就业，在某些细分领域实现技术革新与突破，本身就是企业给社会带来的最大贡献，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绝佳彰显。”杨维东表示，公益慈善行动也并非仅是现金捐赠，工具箱可结合企业业务特点灵活多样，这方面浙江确实创新不断。

　　 2024年，杭州骋风而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向浙江大学捐赠算力服务，开创了国内高等教育领域新质生产力捐赠的先河。

　　 “以前企业慈善捐赠跟自身业务分布的比较开，好像一个纯粹的外部事务。”杨方方也观测到了这个现象，“但现在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讲公益慈善与自身业务融合。”

　　 慈善内部化，是杨方方提到的关键词。

　　 她以阿里巴巴公益平台、支付宝公益平台为例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既是捐赠人，也是慈善资源的链接者、慈善土壤的夯实者，甚至还会成为公益慈善发展的引领者，并且影响员工、消费者和市场，直接改变慈善行业基础设施情况。另一种情况则是以“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新兴企业，他们最好的公益模式便是根据自身技术优势，观测慈善缺口。

　　 “与商业结合得非常紧密的探索性慈善创新，或许能够引领慈善未来。”杨方方说，“在未来的慈善事业发展中，‘慈’这一饱含力量不对等的词汇或许会越来越少被提到，而‘善’则会跟更多系统链接，善技术、善企业、善经济……”

　　 当下的浙江，这一观点正在被一个个多元实践所验证，构成“善行浙江”的多面。

　　技术：赋能发展

　　围绕“善技术”，苏家铭列举了很多他亲身推进并发生在浙江的应用场景：

　　 杭州民政开创性做了中国第一个用VR模拟阿尔兹海默老人体验的内容；浙江养老板块创新性地使用VR技术，让老人足不出户感受周边养老机构情况；联合蚂蚁集团蓝马甲公益行动，让网友用VR感受“老年人用手机为什么这么难”。

　　 公益行动与企业技术、业务相融合的思考并非新兴企业的专利。

　　 在杭州萧山，由谢家、径游、安山三村与传化集团共建的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谢径安·传化农创村”引发关注，通过“政企村农”联动模式，该农创村聚焦生物种业、数字农业等产业方向，打造农业科创平台，在乡村文化与社会发展方面，项目还通过成立村级公益基金会、全民艺术学堂等举措激活乡村文化活力。

　　 值得关注的是，在“谢径安·传化农创村”，传化的员工以产业公司技术员、基金会工作人员等身份同在地老乡站在一起，围绕乡村振兴牢牢扎根乡土，开展一场庞大的社会实验，以寻找乡土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

　　 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企业繁衍在中华文明土壤上，有一股韧劲、闯劲和不服输的精神，这在老一辈企业家身上得到体现，在新一代企业家身上更加充分体现。”

　　 据浙江本地媒体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3月底，浙江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共有3945家企业（商会）结对帮扶3527个村，项目投资总额308.42亿元，到位资金188.15亿元，村集体增收12.31亿元；共建成定向招工式“共富工坊”1895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近10万人，其中低收入农户12903人。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浙江企业扎根乡村的切实实践，并展现出一个又一个围绕乡村振兴开展创新公益的模型与路线。

　　 采访中，杨方方向记者展示了一份正在进行中的围绕现代慈善全景中企业角色的研究，其中列举了一个慈善资源配置层级与企业角色适配的模型，浙江企业是其中的研究样本。杨方方写道，当企业都成为善企业时，慈善组织的功能将被企业所覆盖，慈善事业或许不再是一项独立事业。“慈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善念将无处不在，这样的社会或许进入了更高阶的文明状态，正如尤努斯教授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一个没有慈善和福利，也没有贫困的世界”。

　　 杨维东对未来也有期待，他相信，在老牌互联网企业和新兴企业的共同推动下，浙江的公益慈善或将激起新的涟漪。（实习生任斯诺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