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的抗战史上，曾出现过这样一支鲜为人知的队伍，他们秉承佛教信仰，身着佛门短衫，高举“佛”字大旗，或杀敌于前线，或救援于后防，或出访于友邦，与所有为国献身的中华儿女一道共赴国难，被后世尊为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虚法师则堪称其中的领袖楷模。

　　太虚法师其人

　　 释太虚，法名唯心，字太虚，1890年生于浙江海宁。自幼受笃信佛教信仰的外祖母影响，早岁出家于苏州。1908年，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办新式佛学教育祗洹精舍，以梵文为课程，采取佛法、中文、英文三门教授，太虚法师也于这一时期在此求学。祗洹精舍开办年余，即遭停办。太虚法师在此接受佛门思想的同时，也受到了当时社会新思潮的影响，从而逐渐形成了其佛教救世主义理想。

　　 他从日本留学朋友带回的书籍中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在佛教界也进行一场与之对应的改革，对传统佛教的教制、教产和教理进行革新，由此开启了佛教近代改革的序幕。在兴办僧学上，他受祗洹精舍影响颇深，主张创办佛教大学，从学僧中选拔僧才主持寺院，并先后主持成立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和重庆汉藏教理院等新式高等僧教育。在带动佛教举办僧学的同时，也打破了历来拘持己宗排斥他宗的旧习，为中国佛教的近代转型培育了大批可用之才。

　　 而太虚法师投身抗日救国，则始于1928年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消息传来，他便致电日本佛教联合会，要求他们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早日撤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发表“为沈阳事件告佛教民众书”，严厉谴责日军的侵略行径，呼吁全世界的佛教徒联合起来反对侵略战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更接连发出了《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和《告全国佛教徒》的通电，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号召全国佛教徒奋勇护国、共赴国难。此外，他还先后于不同场合发表了《佛教的护国与护世》《劝全国佛教青年组织护国团》《发扬中国文化与佛教以救国救世界》《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服务国家宣扬佛教》等多篇通电、演讲和文章，号召全国佛教徒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

　　僧侣救护队

　　 根据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兵役法和1934年训练总监部的相关规定，僧道尼姑均应按适当年龄服国民兵役。当时全国的僧人大约有40余万（不含女尼），可算得上一个重要的兵役来源。然而，按照佛教的戒律，第一条便是戒杀，若要组织僧人直接上前线杀敌，其实是多有困难的，借故推脱甚至集体逃兵役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

　　 虽在大乘佛教中早有“以杀止杀”“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的传统，太虚法师“佛必降魔，方能救世；僧应护国，乃可安禅”的教导也确实激励着部分爱国僧人走上战场奋勇杀敌。如何才能将更多的僧众和佛教信徒团结到抗日救亡的阵营中来，太虚法师与中国佛教会多方协调，最终基本确立了佛门弟子以僧侣救护队的形式参加抗战的变通办法。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佛教会联合上海慈善团体和救灾会于第一时间组织了一支150人的僧侣救护队，分赴前线服务，同时在后方设立了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广泛收治难民和伤兵。淞沪会战期间，他们深入吴淞前线，往返于浏行、大场、昆山之间，在3个月的时间里共抢救出受伤官兵和难民8000多名。随后，汉口、宁波、长沙等地相继成立了僧众救护队，广大佛门僧俗弟子参与其中，为抗日救国作出了贡献。

　　 而此时已随国民政府迁入重庆的太虚法师，也在重庆建立了一支僧众救护队。对于组织救护队的形式，他主张：僧众救护队应作为国民一份子和出家佛教徒两种身份入世救国。僧众救护队的服装形式也要有别于军队，应着僧人常着的僧短衣，令人一见即知为僧伽组织。1939年8月，太虚法师出任云南僧众救护队总队长时，明确要求队员们“以大慈大悲的佛教立场，用勤劳刻苦、勇猛无畏的精神去做救护工作，使其能超过其他救护队的工作，超过一般国民的服务精神；要用这样的服务精神去服务国家，显扬佛教”。

　　 在如此服务精神的指引下，各地僧侣救护队均奋勇向前，出色地完成救护任务。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一支，则是在重庆大轰炸期间作出巨大贡献的重庆慈云寺僧侣救护队。该救护队由慈云寺爱国僧人乐观法师提议成立并实际负责。救护队成立后首先对救护队员进行集中训练，完成训练方能参与救援任务。救援期间，每逢敌机空袭轰炸，救护队员都能立即举起“佛”字旗，奋不顾身地赶往现场抢救难民。因救护成绩显著，他们还得到了重庆市政府的特别表彰，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也对他们的救护工作给出了肯定的评价：“查僧侣救护队于本市每次空袭之后均能立即出发，服务工作努力，深得各方嘉许。”

　　出访东南亚

　　 早在各地僧侣救护队成立之初，中国佛教会便因为经费支绌，所需医疗用具和救护车辆均甚缺乏，派遣时任理事长圆瑛法师前往南洋、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募款，所筹经费由南洋直接汇寄给上海及各地的僧侣救护队和难民收容所等机构，而救伤药品、纱布等救护所需的物品则因寄运艰难，大多须经国民政府相关部门转寄各地，以补充僧侣救护队所需。

　　 至1939年前后，全国的抗战局面渐入困境，东南沿海陆续失陷，中国对外交通的渠道几近断绝，滇缅公路逐渐成为输送国际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下，中缅关系的改善便显得尤为重要。6月21日，国民党中执委秘书长朱家骅致函陈立夫：“中缅邦交，关系甚巨，敌人在彼间活动至力，近更收买报纸对我作种种不利宣传，故总裁对此弥见关切。”而作为千佛之国的缅甸，佛教的重要性自不言而喻，正因如此，朱家骅才把组建佛教访问团看成当务之急，有了“尊拟进行步骤三项，其中以佛教访问团最为重要，务请提前进行，能于最短期内出发”的改善中缅邦交计划。

　　 为了保障国际援华通道的安全，争取东南亚各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国民政府积极筹备佛教访问团，旨在通过佛教交流沟通感情，增强与东南亚各国的联系，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德高望重又兼有游学欧美经历的太虚法师，自然便成为国民政府组建佛教访问团的不二人选。1939年11月至1940年5月，由太虚法师率领的中国佛教访问团先后到访缅甸、印度、暹罗（泰国）、锡兰（斯里兰卡）、星洲（新加坡）、马来亚和越南等国，其间多次发表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揭露日军罪行，并呼吁世界佛教徒加入到中国佛教徒的抗日行列中来，为保护佛教、保护世界和平而战。访印期间，太虚法师还会访了甘地、尼赫鲁、泰戈尔等当时印度社会各界领袖，尼赫鲁甚至还发动全国各地国民大会数十万人前来欢迎中国佛教访问团。

　　 其后，为继续宣扬国民政府宏护佛教之德意，揭露日寇在东南亚各佛教国家的麻醉宣传，增强我国的抗战力量，时任重庆市僧侣服务队筹备主任的释乐观法师联络释曼林、释果能、释能仁、释觉华等4位法师，组建了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计划用步行的方式去宣传抗日。从身份背景上看，他们5人都曾就读于太虚法师主持创办的新式佛教学校，其中释乐观肄业于武昌佛学院，释曼林和释果能肄业于重庆汉藏教理院，释能仁和释觉华肄业于闽南佛学院，而释乐观、释能仁和释觉华3位法师又都有同时参加上海僧侣救护队的救亡经历，释曼林则奉太虚法师之命参加了重庆市僧侣服务队，他们都是心怀救国救教宏愿、曾努力参与抗日救亡工作的僧青年。宣传队抵达缅甸后，他们一方面拜访当地高僧，以佛教为纽带，联络感情；一方面则对缅甸人民开展宣传工作，将日寇在中国轰炸寺庙及其他种种罪行的证据公之于众。虽然因为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日寇的蓄意破坏，宣传队最终没能实现经缅甸步行到暹罗、印度等地的宣传计划，宣传工作的开展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但队员们仍坚持在缅宣传抗日长达8个月之久，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自抗战伊始至抗战结束，太虚法师始终坚持不懈地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鼓励并亲自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抗战，领导广大佛门僧俗弟子积极参加抗战，可谓功勋卓著。1946年1月，太虚法师被国民政府授予“抗战胜利勋章”。翌年3月，太虚法师积劳成疾，圆寂于上海玉佛禅寺，享年57岁。国民政府特颁嘉奖令以彰忠哲，给予太虚法师高度评价：“释太虚精研哲理、志行清超，生平周历国内外，阐扬教义，愿力颇宏。抗战期间组织僧众救护队随军服务，护国之忱，尤堪嘉尚。”

　　（据《中国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