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谈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应认识到香港与广州在历史上本属一家人，两地关系之密切远超今人想象。香港的东华医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历任总理几乎清一色为粤籍商人，直到后来才出现首位外省籍总理——上海人徐季良。这一人事特征充分证明，香港东华医院与广州有着非常多的联系。

　　香港东华医院之创立

　　 在探讨东华医院与广州善堂的关系前，有必要先说明东华医院的背景。

　　 在1935年玛丽医院建成前，港岛唯一的公立民用医疗机构叫做“CivilHospital”。“Civil”一词表明其非军用性质——因为当时香港另有一所“NavalHospital”（海军医院）。该院中文名称较为特殊，称作“国家医院”。对当时岛民而言，就医实属不易。而且，当时民众患病时大多也不去医院，更不求助西医，因他们对西医极为陌生。普通百姓——尤其是早期来港、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生病时往往自行找药而不求医，致使当时香港的死亡率很高。据当时香港某西报记载，民众对西医极为排斥，除非免费施诊，否则不会就医。东华医院的创立正是基于这两点考虑——采用中医诊疗，提供免费服务。这里有个耐人寻味的疑问：为何称其为“中医院”？这可能是当时全中国唯一的“中医院”。因为，传统中医多按方抓药后回家煎服，何须住院？但是，当时在港华人多为贫苦单身劳工，患病后无人照料，从东华医院的历史照片可见，院内陈列着大量药煲（煎药器具），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东华医院不仅提供诊疗，还兼具照料病患的功能。

　　 而当时有家名为广福义祠的祠堂，其始建于1851年，最初用于供奉牌位，后逐渐沦为弃置濒死之人的场所。香港当局起初并未察觉此事，直至消息传至英国后方才引起恐慌。署理总登记官李斯德视察时记录道“九至十名或生或死的病人躺在‘医院’里，其中一名是腹泻骨瘦如柴的垂危病人躺在一块如其身形大小的木板上，停在一个狭窄的、根本不能站立的空间里……，旁边的房间里放置了管理人员所称的尸体，但仔细查看，其中一人尚有气息……，在这里，人的自然需要沦落至无法形容的令人厌恶的情况”。由此可见当时情形之骇人。此事经报纸曝光后，港府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巧合的是，麦当奴总督此前曾“开赌”（即开放赌博），此为当时快速敛财的手段，但引发了不小的民怨，英廷勒令港府停止开赌，并要求将已获资金尽快使用。此时恰逢华人有建立中医院的需要，总督便顺势拨款促成。另一关键背景是香港当时已涌现一批具有社会地位与财富的华人。这些华人认为有能力自主运营中医院，而港府则提供土地与部分资金支持。

　　 我们发现，东华医院的总理名单中很多和广州“九大善堂”中爱育善堂、方便医院、广仁善堂等善堂总理是重叠的，所以，粤港根本就是一家人。有一个说法是，香港商人是粤商的分支。这个名单中的13人主要可以分成两类——南北行商人与买办。买办大多是广州人。十三行大火之后几乎所有商行都搬来了香港。所以，1860年代的香港并不是无缘无故出现许多买办，他们原先就是广州或者珠三角的人。南北行商人则充分利用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经营中国内地与南洋之间的转口贸易。无论是将内地货物输往南洋，还是将南洋特产运入内地，都必须经由香港中转，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造就了许多富商。

　　 东华医院总理名单中，梁云汉（梁鹤巢）曾担任两届倡建主席，足见英国政府对他的信任。他同时创办了广州的爱育善堂，后因破产返回广州并在当地终老。另一位总理李璿（李玉衡）原籍新会七堡，因冲突激烈的“土客之争”而举家迁港。此人致富不择手段，既经营金山庄，又涉足苦力贸易（即“卖猪仔”），更取得了当时香港的鸦片专卖权。若论财富，在当今李嘉诚、近代何东之上。19世纪的李璇堪称香港首富——其遗产即便分予子女后，余产仍创下惊人纪录。名单中还有一位陈桂士（陈瑞南），他是广州陈家祠的创办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高满华（高楚香），作为名单中唯一的潮州人（澄海籍），他通过南北行贸易发家，旗下元发行专营暹罗米（泰国米）进口业务。其中非商界出身的只有黄胜，他任职于英华书院印刷所，并成为香港立法局第二位华人议员。东华医院总理名单中的邓伯庸（邓鉴之），因没有后人，其棺木至今仍停放在东华义庄，历经一个多世纪仍未下葬。此外，名单中的唐茂枝来自“盛产”买办的珠海唐家湾；伍秩庸即著名外交家伍廷芳；莫仕扬则是莫氏买办家族的开创者，该家族历经三代买办（莫藻泉、莫干生），至今已传至第五代，成为香港罕见的“富五代”家族，不过后代已转型从事医生、律师等职业。

　　 从19世纪东华医院总理在医院大堂合照中可以发现奇特的一点：他们全部穿着官服——因为他们全部都买了官。其实有钱不买官的话，做很多事情都不方便，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他们与清廷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东华医院成立后甚至会帮忙在报纸上刊登朝廷卖官的广告。这个群体想要得到官位需要和广东省当局互动沟通，这里有一个人是张之洞老友，他在其中起了特别的作用。

　　与广州善堂之合作

　　 从爱育善堂首事名单中可以发现，陈桂士、陈美扬（陈翼云）、梁云汉等人不仅担任东华医院倡建总理，同时也是爱育善堂的重要创办人。名单中还包括卢庚扬、李璿等熟悉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东华医院与爱育善堂的成立时间相近。在1870年代初短短数年间，粤港澳地区相继创立了三家重要慈善机构——香港东华医院、广州爱育善堂以及澳门镜湖医院，这三家医院的成立时间仅相差一两年。其中，爱育善堂在东华医院成立后立即赠送了“惠周海外”牌匾，这是东华医院收到的首块外部机构赠匾。

　　 东华医院和爱育善堂间有着很多的合作。首先就是赈灾，那个年代珠三角几乎每一年都有灾难。清远绅商于光绪四年（1878）赠予东华医院“德起疮痍”的牌匾，正是对这种救灾合作的见证。1877年清远遭遇大水灾，这里提到“蒙贵院协同爱育善堂来清助赈，自去年腊月开赈至本年六月初二日停止拯活饥民十几万人起死回生之恩如同再造”。当地县志对此也有明确记载，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捐款、施粥等善举。这个案例充分体现了两个善堂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

　　 从现存档案中可以发现，东华医院与爱育善堂的合作形式很多样。其中一份文件记载了东华医院委托爱育善堂代为制作病人棉袄的事。当时广州的裁缝比较多，制衣成本比较低。文件明确记载了“代做病人的棉袄多少件多少钱，照数额汇交爱育善堂”。还有一种情况是救助孤老。1912年东华医院致爱育善堂的一封公函，记载了一个事件，一位叫做郭荣的老人，是番禺县人，在墨尔本“营谋不遂”，幸得老友资助回港，但物是人非且囊中已空，送至爱育善堂安置以免街头行乞。

　　 方便医院则成立于1899年，相对比较晚，但是和东华医院的合作尤为密切。从方便医院的创办名单中可以发现，多位核心成员如卢佐臣、陈作屏、刘渭川等都曾担任东华医院的总理或主席职务。名单中值得一提的是周少岐，其子周埈年是1950年代香港著名绅士和社会贤达。然而，周氏家族曾在一次山体滑坡中全家罹难，唯因周少岐当时恰好外出，得以在这场重大变故中幸免于难。

　　 香港当局的官方文件记载了当时肆虐的“脚气病”的情况。该疾病致死率极高，而香港医疗系统却难以有效应对。档案特别指出：“至脚症一科，中外病人回粤，由香港东华医院送到方便医治者，每年以千计，多能奏效。”由此可见方便医院在治疗脚气病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鉴于该病症需要长期治疗，东华医院选择将患者转送至方便医院医治。

　　 1918年，方便医院致东华医院函记载到“贵院有脚症病者二十五人欲送至……以得转离水土”。当时他们觉得转一转水土会有帮助。这里还写道“东华医院送来脚症病人每年或三五七帮，每帮或一二十人或三四十人”，这类数据非常多，所以我们能知道东华医院持续和方便医院合作医治脚气病患者。

　　 （摘抄自香港历史博物馆原总馆长丁新豹教授演讲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