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华北、西北八省发生了一场史上罕见的大灾荒，地处中原豫、晋、陕三省交界处的河南陕州地区（今三门峡市陕县一带）更是灾情深重。远在千里之外的无锡工商实业家紧急组织赈灾队奔赴灾区，全力拯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上演了一出出殊为感人的义赈故事。这个慈善大剧曾经尘封了半个多世纪，随着近年来有关文物的重现，才使人们知道了无锡工商人士极不平凡的慈善往事，无锡唐氏家族的旷世善缘也随之浮出水面。

　　无锡善人赈灾豫西

　　 据当时报纸报道，河南陕州地区连年大旱，继而暴发蝗灾，赤地千里。又逢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几十万灾民挣扎在生死线上。洛阳、开封等城市聚集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的灾民约10万人，而陕县、灵宝等地因交通阻塞，更有数百万人坐困待毙。豫西大灾情传到无锡，立即引起工商实业家的高度关注。连续多年组织跨地区赈灾的无锡民间慈善机构立即作出反应，一方面派专人前往灾区调查灾情，一方面由无锡中国银行堆栈经理施襄臣主持，统筹策划募捐赈灾方案，向工商实业家和社会各界募集赈灾资金，组织力量分赴陕州各处设粥厂救灾。

　　 整个陕州赈灾前后持续三个年头，自1929年初夏起，无锡慈善团体先后派出数批人员，在陕县南关、灵宝、渑池等地设立粥厂数十处，面向灾民施赈。1930年秋冬，针对蝗灾肆虐，无锡慈善家又一次组织陕州救灾，遇到中原大战战火逼近才被迫撤回。等到冬天战事稍稍缓和，施赈者未等过年再度前往。艰苦的救灾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夏熟接上民食方告结束。

　　 豫西大赈灾，是无锡工商实业家跨地区赈灾中规模最大、效果最显着、影响最广泛的一次。整个救灾活动救活的灾民数以十万计，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施赈者之一过智修，为申新三厂供应科会计，他忠厚朴实，待人和善，又能吃苦耐劳，随队到达陕州后，他不知疲倦地忙碌在救灾第一线，又至函谷关和灵宝，开设粥厂，直到“五月熏风大麦黄”，救济队陆续撤回。过智修和何维周负责处理扫尾事宜，晚归了个把月。因为积年劳累，灾区缺医少药，患病不能及时治疗调养，1931年初夏当他最后撤出灵宝时，军阀混战又一次阻断了陕州至郑州的铁路，过智修在滞留洛阳旅店中急病去世，年仅37岁。

　　 当时，“无锡善人”不但拿出钱粮救助百姓，还派申新三厂棉花采办张润夫采购防疫药施放，并筹资重修文化故迹。施襄臣在赈灾之余，慕名前去祭祀陕州著名的召公祠时，发现该祠“墙倾栋摧，上无盖障”，毁于战火，于是“醵资鸠工”，重新修葺。事毕，请近代著名学者、时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的唐文治撰写《陕州召公甘棠庙碑》。文中不仅记叙了陕州赈灾之事，而且倡导陕州人民发扬召公敬德保民精神，不贪财物，不作盗贼，努力耕作，再歌甘棠。陕县所立的“无锡各善团春赈纪念碑”碑文载曰：“陕人感之，乃于古召公祠建功德林，以崇德报功也”。

　　唐氏兄弟力倡义赈

　　 关于这段赈灾历史，《陕州召公甘棠庙碑》记：“1930年秋，无锡施永成膺溥仁慈善会唐滋镇（即唐保谦）、圻镇（即唐申伯）、华堂等推选，往赈于陕。”《陕县志》也有着同样的记载。

　　 这次陕州赈灾，一个名叫“溥仁慈善会”团体在其间出力最多，作用最大，而“溥仁慈善会”正是由唐保谦、唐申伯、孙鹤卿等实业家倡导设立的。

　　 说起唐家的灾赈行为，今天的人们已经知晓甚少。实际上，从晚清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唐家的灾赈行为有着集中和连续的表现，甚至形成家族效应，两个房支约三代人均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唐锡晋在其中建树尤多，独擅殊荣。他连年奔波于南北义赈，利用所能支配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职业关系为义赈营造了一张颇为快捷有效的关系网络，赢得了义赈的最高荣誉。《清史稿》是这样说的：“锡晋治赈，自乙亥（1875）至辛亥（1911）凡三十有七年，其赈地为行省八：山西、河南、江苏、山东以及陕西、湖南，东至吉林，西至甘肃；其赈款过百万以上。义赈之远且久，无过锡晋。殁后，众思其德，受赈各省咸请立祠祀之。”《毗陵唐氏家谱》中对于唐锡晋的义赈成就有更进一步的记载：“所振灾区为行省者八。山西、河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南则躬亲之，甘肃、吉林道绝远，则以资畀人往。凡为州县五十有一，为里万千百有奇。所振食物及钱折以银为两无虑三五百万，所活之人数亦如之。”

　　 唐锡晋去世后，他的儿子唐宗愈、唐宗郭兄弟全面继承衣钵，成为无锡唐氏东门支中民国时期义赈活动的代表人物。

　　 处于发展上升期的唐子良一支，对于儒家康济胞与的义赈也有着高度的认同。唐锡晋所主持的其他几次义赈，唐子良及其诸子也都曾参与，“江淮之灾，命子明镇躬其事；关陇之旱，命子浩镇董其役。他如豫灾、顺直灾，无赈不与，不求人知亦无有知之而奖及之者。务其实而无为名也。”

　　 这里所提到的唐浩镇，字郛郑，正是唐保谦之长兄。唐宗愈在霸县赈灾之时，曾得到族兄唐浩镇拨济棉衣和粮食鼎力支援。而唐保谦的九丰面粉厂在上海的批发处则成为物资中转站。这从当时他们之间所通电函可见一斑。唐浩镇曾回函唐宗愈称“兄近募得新花新布棉衣万套，计值洋二万八千元。在申日久，费尽心力，督率三百余女工日夕从事，始得此数。”

　　 唐浩镇历官工部郎中、商部郎中、邮传部邮政司司长，1916年任国务院秘书。1921年他死后也因义赈功着获得民国政府准许在原籍建立专祠的殊荣。

　　 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之后，北洋政府于1921年成立全国防灾委员会，唐宗愈、唐宗郭分别担任“主任”“总调查”之职，负责具体事务。在全国防灾委员会成立之后，1923年1月，无锡众知名绅商联合发起成立无锡县溥仁慈善会，“窃维天灾人祸之烈至今日而极矣，盗贼刀兵，所在皆是，水旱疾疫，靡岁不兴，灾害并至，劫运难逃。……爰集同志组织溥仁慈善会，专办各种慈善事业。明知博施济众，尧舜犹病，姑就棉力所及次第进行。”该会“以实行慈善事业增进地方公益为宗旨，对于政治概不与问。”该会具名者共57人，唐氏家族唐保谦、唐宗郭等名列其中，在所有姓氏中所占比例最高。

　　 溥仁慈善会的义赈，一直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之时。除了1930年陕州旱灾，1934年溧阳旱灾、1935年济宁和崇明水灾等，都有溥仁慈善会赈灾人员的身影。

　　 在溥仁慈善会中，作为大实业家的唐保谦在钱物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无岁不灾，君无岁不赈。吾锡溥仁慈善会爱请君为常务委员，主任其事。君慨然博济，退然不敢居功。”“凡有募施皆出己赀，尤尽心于救荒，自邑里以推之大江南北、楚豫陕直，远而至于黑龙江。蠲助辄巨万。”

　　 唐保谦在家乡办慈善也不遗余力，对饥民施米施粥，对死后无力置棺者施棺，1930年出资建造“梓良桥”，后又筑渠兴水利。他自奉简约，60岁时特地把子孙叫到跟前说“人世间困难贫乏之人这么多，我的意愿是捐自己的有余，瞻人家的不足。”并作出决定：“生勿称庆，死勿靡丧，作为家箴”。70岁时，他把家中准备祝寿的钱全部捐出，用于赈灾，并设立慈善基金，“将岁息之半永作义举”。

　　庙碑重现旷世善缘

　　 80多年过去了，随着时光的流失，很多人已经忘记了“无锡善人”义赈豫西之举。一个偶然的机会，尘封多年的《陕州召公甘棠庙碑》又重见天光，遂发现了这段旷世的义赈善缘。

　　 陕州民营企业家吴启民在出资重建召公祠（今名甘棠苑）时，曾发现一块已经弃之荒地且残破不堪的《陕州召公甘棠庙碑》，并收集到一篇碑文。在与学者一起详加研究后，意外发现碑文的作者和其记载的上世纪30年代重修召公祠和赈灾的人，竟然都是无锡人。于是他立愿重树此碑并挖掘“无锡善人”的事迹。

　　 此事得到了三门峡市、无锡市两地领导、企业家、学者和施赈者后人的大力支持和热烈响应，双方合力互动，你来我往，再续善缘。2014年底三门峡市作家编印出版了《大爱无疆》一书，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赈灾的感人场景。书中刊载了赈灾者后代珍藏的国画《函关赈灾图》，形象反映了无锡善人赈灾义举，民国要人纷纷在画上题词褒扬，给无锡善人极高的评价。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手书“河岳声凄夜哭哀、遗黎百万苦成灾，雄关晓日迎秋爽，为报施翁放赈来”的诗题；河南省主席刘峙，作“境称慈父”题字，上方还盖有红色的省政府大印。

　　 在两地合力互动过程中，无锡的文史研究者也查找到了许多珍贵的义赈史料。例如，唐申伯的积德善举以及唐文治为他撰写的墓志铭。唐申伯为唐子良五子，与大哥唐浩镇、二哥唐保谦及六弟唐纪云都是无锡有名的大善人。1930年陕州、灵宝旱灾，1931年泰州、靖江水灾以及随后的太仓水灾、济宁的旱灾等，他都积极筹措钱物大力救助。而自己布衣素食，十分节俭，常诫家人节约日用以作赈款。每逢腊月岁末，他必微服探访贪苦人家，托词赠送钱物，从不留名。1937年春，他已双目失明，卧病在床，听说1930年赈灾过的陕县又发生奇荒时，非常着急，立即召集家人并组织和动员溥仁慈善会、无锡红十字会共同捐款，共为陕县筹到5万元赈灾款。当赈灾者妥善处理好陕县之事回锡禀告时，他已奄奄一息，说：“幸闻陕县赈灾告成，我死也可以闭目了。”不久，就告别人世。

　　“为富贵仁”家风绵长

　　 2015年10月，时任全国政协常委、香港江苏社团会长唐英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忆起祖父与父亲，说的不是“财富故事”，而是爱国爱家济世达仁的“家风家训”。“抗战时期，无锡沦陷。祖父唐君远面对日军刺刀，断然拒绝合作。当日军恐吓要炸掉他创办的协新厂时，祖父坚定地回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唐英年说：“祖父是条汉子，我以他、也以我父亲为自豪。”唐英年认为家族兴旺有赖于代代相传的优良家风。

　　 唐氏家族是无锡的名门望族。这个“神奇而庞大的家族”，曾走出唐保谦、唐星海父子和唐骧廷、唐君远父子等商界奇才，唐家也因此成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者之一。在无锡近代，唐氏企业集团是仅次于荣氏集团的经营最成功的工商企业集团。唐氏集团在得到大发展后，遵循以儒学道德作为立身行事之本的祖训，奉行“为富贵仁”和“为善多福”的价值观，以“济世达仁”、“富吾富，以及人之富”的家训，在致力发展实业的同时，努力造福桑梓，为民着想，代代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

　　 唐保谦除了前面说到了的慈善举措外，还热心兴办教育事业，是无锡当时唯一的高等学校国学专修学校的经济董事，出资帮助唐文治先生办好学校。其子唐星海到香港后，继承父志，进一步扩大了捐资兴学。他是香港中文大学创始人，为香港理工大学工作委员会主席，新亚书院董事主席，为创建南海纱厂学校，为纱织学校捐资扩充，为香港大学建造图书馆，在九龙捐建降温系统等，作出了重大的义举。唐骧廷之子唐君远发达后，热心教育事业和其他地方事业，开办丽新职工子弟学校，其子唐翔千在上海设立了唐君远教育基金，与唐宏源一起捐款资助无锡崇安寺小学扩建学舍，出资捐助老年及福利事业。唐君远之弟唐宏源也设了唐宏源奖学金，资助贫困学生。改革开放后，唐宏源、唐翔千等企业家，不间断地斥资资助家乡兴学和地方事业发展。

　　 有道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庙碑失而复得，再现了这旷世善缘，致使两地同庆贺，唐氏家族后人兴旺“五世其昌”，更是让人称羡不已。 （据《新锡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