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商贸港口和文化重镇，其音乐活动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样貌。其中，公益性音乐演出作为近代慈善义演的重要表现方式，在近代天津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兴起，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风尚。这些演出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汇聚梨园名家、音乐家与教育家，以义务戏、游艺会、音乐会等多种方式，共同筹集善款，致力于贫困救助、灾民赈济、教育扶持等慈善事业，并在无形中推动了天津城市音乐文化的深入交流与广泛普及。

　　游艺会演出：慈善音乐活动的西学东渐

　　 在西方文化影响下，晚清时期的游艺会始于上海，起初多在学校举办，旨在恳亲、庆祝毕业或进行募捐等活动，节目涵盖音乐、电影、舞会等内容。由于其受众广泛、形式灵活的特点，游艺会迅速发展，并逐渐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尤其在京津沪等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流行。随着社会接受度的提高，政府、工商界、慈善组织等各类组织也开始举办游艺会。到了20世纪初，政府、学校等机构纷纷通过举办游艺会的方式发起募捐，游艺会逐渐成为慈善义演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天津本地的游艺会主要分为助学和社会募捐两大类，其中音乐节目类型多元，受众面广泛。

　　 一、学校游艺会关注儿童音乐教育

　　 1930年6月天津培才幼稚园因筹资助学所举行的游艺表演最为引人注目。《北洋画报》为其活动设立专页进行整版报道，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幼童及青少年的歌舞展演活动。

　　 专页中附有详细节目单，开场表演为天津著名钢琴家夏志真的钢琴独奏，幼稚生表演儿童歌舞，节目有《撒种》《兵丁歌》《寻友》《皮匠》《采茶》《孔融让梨》《洗衣》《奏乐》。小学生部参与演出的节目为《清唱》《可怜的秋香》《惜花》，此外还有社会人士《大公报》经理尹太太独唱节目。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幼稚园儿童歌舞音乐节目。这类节目应是受以黎锦晖为代表的儿童歌舞音乐创作热潮影响，体现出儿童活泼天真、朝气蓬勃的形象，音乐内容中包含着深刻的儿童教育意义。如提倡热爱劳动的《采茶》《洗衣》《皮匠》《撒种》，描绘儿童生活状态的《寻友》，具有反帝反封建意识的《兵丁歌》，热爱大自然的《惜花》，倡导尊礼节的《孔融让梨》，还有歌舞表演曲《可怜的秋香》。栏目中不仅配有部分歌曲的歌词和舞蹈表演内容大意，而且展示了一些歌曲的表演动作，如《皮匠》：“1.拉绳，2.锤钉，3.拍手，4.拍手，5.举手”；《洗衣》：“1.洗衣服，2.搓衣服，3.拍衣服，4.晒衣服，5.拉衣服”；《播种》：“1.撒种，2.割稻，3.打禾，4.磨禾，5.挑禾。”动作要领符合作品所表现的音乐主题，简单的动作能将基本劳作的程序完整表演下来，可谓手脑相长，生动活泼又寓意深远。

　　 专栏中还附上了多幅儿童演出照，从中可见儿童所穿表演服饰、妆造各具特色，精美考究。表演时神情专注，舞姿灵动，展现出少年儿童阳光向上的状态。

　　 本次活动还引发了人们对幼儿教育问题的重视思考。“本校此次表演，意在提倡幼儿教育，盖认为幼儿教育年龄，以幼稚时期为最重要，是以此次在新新表演儿童歌剧。一方故为校舍捐款计，一方唤醒社会认识幼稚教育为目的，一般为父母者，亟需重视儿童幼稚教育。使子女能充分发展其个性也……儿童教育，为一切教育之基础，幼稚教育，又为儿童教育之基础。欲使教育发展，便需十二分注意这些基础的教育。”社会各界人士广泛认可儿童音乐教育的价值，积极倡导并推广，普遍将其视为幼儿及儿童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画报还于1931年刊载了一场南开学校赈灾游艺会。南开学校作为天津音乐教育代表，注重中西并重的教育理念。此次演出音乐节目主要有小学部歌舞表演《蝴蝶姑娘》、钢琴小提琴合奏、传统戏曲清唱及双簧。上述活动的节目，可以看出黎锦晖儿童歌舞剧的审美典范与教学实践在天津地区产生的显著现象，其作品既作为音乐启蒙的标准化教材被采用，又通过舞台表演达到审美启蒙与人格塑造的作用。

　　 可见，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慈善游艺会不仅为儿童提供了展示才艺的舞台，更有望成为传播新音乐、推广儿童歌舞的重要途径和教学成果的展示平台。学校游艺会还映射出20世纪初期“美育救国”思潮延续的发展状态，更构成观察中国近代音乐教育转型的重要载体，反映近代天津音乐教育发展面貌的侧影。

　　 二、社会游艺会展示中西音乐文化交融

　　 1929年8月，群一社为救济河北水灾在国民大饭店“梦不来兮”花园举行筹赈游艺会。音乐节目主要内容以传统戏曲为主，主要有昆剧清唱《思凡》《游园》《扫花》，京剧《奇冤报》《武家坡》《捉放曹》等经典剧目演唱。特邀名票刘叔度、王惜惜，以及众名媛夫人参加。相较于义务戏，游艺会中的戏曲多为清唱，更注重唱功而非精致的装扮和整体表演。

　　 除戏曲节目外，本场活动唯一的新式音乐节目，即音乐家金律声演唱的开场曲《上山》。“请金律声君唱歌，所唱系胡适之君上山歌，而全用外国曲调，是亦音乐界一种创作也。”推测这首作品极有可能为赵元任所作。因此，游艺会等慈善演艺活动也成为展示、传播新音乐作品的一种有效途径。本次游艺会票价分售洋百元的首号票、十元的二至十号入场券、一元的普通入场券三种，这三类票价照顾到各经济水平的观众，使他们都有能力观赏表演、支持慈善活动。

　　 与群一社游艺会模式相似的活动，还有1932年励群社在天津春和大戏院所举办的赈沪灾游艺会、1936年天津妇女冬赈济贫游艺会。活动涵盖传统艺术与新式节目，传统部分包括刘叔度、韩慎先等国剧清唱及《贵妃醉酒》等片段表演，新式节目则有吉他独奏、钢琴四重奏，展现了天津中西音乐文化的交融。

　　 除社会机构举办的游艺会以外，当时媒体也关注“名人效应”。极具代表性的一则史料是1929年舞蹈家裕容龄女士参加天津平安电影院援助“大公报”慈善基金演艺大会的相关内容。其实早在1926年11月，裕容龄已在北京协和医院为北京万国美术学院筹款的演艺会中表演中西舞剧《蝴蝶舞》《荷花仙子舞》《埃及舞》等。1929年，裕容龄在天锦慈善演艺大会上再次带来了代表作品《荷花仙子舞》《佛舞》。为了进一步提升此次活动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北洋画报》特刊登两幅裕容龄的舞蹈照片，一幅为《荷花仙子舞》影像，此图被置于头版页面的中心位置。图中裕容龄身着精美典雅的裙装，头饰传统典雅，双手托起一捧荷花，舞姿婀娜，又不失端庄、圣洁、清新之感。一幅为《佛舞》影像，图中裕容龄头戴象征佛光的珠环，坐在大莲台上，一手曲托胸前，一手做揖状，表情肃穆，感情含蓄，舞蹈形象更加符合佛教艺术中的观音塑像，体现了舞蹈的庄重和优雅。媒体对裕容龄的关注，不仅凸显了这位舞蹈家在艺术界的显赫地位，还巧妙地利用了名人效应，进一步扩大了慈善演艺大会的社会波及力。在塑造艺术家的社会公众形象方面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媒体所记载的游艺会史料虽然不多，但其所具备的功能和影响已逐渐显露。其一，游艺会在音乐传播中扮演关键角色，促进新音乐形式、西方音乐文化与中国传统音乐的交融发展，影响天津及更广泛地区大众的音乐审美与娱乐方式。同时也为艺术家们提供展示平台，留下真实可考的史料，为探索中国近代音乐史中被忽视的艺术家提供重要线索。

　　 其二，活动中仍蕴含了大量戏曲演出，表明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中西文化交汇的关键时期，戏曲未被边缘化，反以开放创新之姿，融入新音乐元素和表演形式，展现强大生命力和适应性。在此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丰富了戏曲表现力，也为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化转型奠定基础。

　　音乐会演出：慈善音乐活动的现代转型

　　 在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下，音乐会形式逐渐成为新兴音乐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期，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见证了音乐会的蓬勃兴起，尤其在教育机构内部蔚然成风，成为市民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与此同时，中国的慈善领域也开始吸纳西方的慈善理念，音乐会作为一种义演的新模式应运而生。到了30年代，《北洋画报》所记载的史料中，慈善音乐会这一创新的演出形式首次亮相。与游艺会相比，音乐会以西乐演奏为主，因其对特定场馆、高品质乐器、专业演奏团队以及具备相应鉴赏力的观众群的需求，而展现出更为专业且严肃的面貌。因此，它在中上层社会群体中更易获得接纳与推崇，成为该阶层中流行的一种慈善活动形式。《北洋画报》有关天津本地慈善音乐会史料中，最突出的为1936年7月，天津著名钢琴家夏志真为捐助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举办师生音乐会的报道。

　　 夏志真是近代天津知名钢琴家，自幼随各国外籍教师学艺，曾在天津圣功女校、河北第一女师、南开女中等校任职。她曾教授学生百人，常开办音乐会，拥有一批忠实的听众，是天津媒体追逐的焦点。《北洋画报》曾于1931年连续报道了夏志真携25位华洋弟子在维斯里堂举办钢琴演奏会的图文信息。夏志真热衷于慈善活动，如前文提到她曾在天津培才幼稚园游艺会演奏钢琴。又如1932年夏，圣功女校为学校为校舍筹款，邀夏志真师生二十余人举行钢琴演奏会。1933年，夏志真携其杰出弟子亮相维斯理堂慈善音乐会，夏志真与其弟子的精湛的演绎令人赞叹。从所演奏的曲目来看，夏志真教授及演奏的作品广泛涉猎西方经典，不仅数量众多，且风格多样，充分展现了其深厚的音乐功底与广泛的造诣，深受听众的喜爱与推崇。

　　 1936年，夏志真与其众弟子在天津戈登堂举办为上海音专筹款的慈善专场演出。《北洋画报》刊登了演出人员全体合照及名单。照片中，花团锦簇的舞台上，师生们身着整洁正式的服装，排列得错落有致。夏志真身着浅色长袖衣裙，含笑坐于二排中央。她的身旁围绕着一群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学生，他们或站或坐，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对音乐的共同追求与尊重。

　　 此次演出共筹得善款国币二百六十九元，全额捐赠上海音专学校。此次善举充分彰显了夏志真对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关注与重视。她不仅心系国立音专的发展，更以实际行动促进了南北方音乐教育的“联动”。夏志真作为学生的楷模，不仅致力于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也将慈善救济、助人思想传递给学生。她在丰富天津城市的音乐文化、传播西洋音乐艺术的同时，也影响了当地民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寓善于乐，推动了音乐的发展。另外，媒体的相关报道亦发挥重要作用，不仅记录了西乐在天津的广泛传播以及音乐教育的日渐普及，亦揭示了慈善音乐会对城市音乐文化发展所起的积极推动作用。

　　 （摘自《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25年第2期，原标题为《〈北洋画报〉天津慈善音 乐 演 出 史 料 整 理 研 究 （1926—1937）》，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