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静 张久珍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捐赠活动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独特而深刻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推动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更在文化传承、社会教育、制度建设和民族认同等多个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社会教育普及与新思想传播：

　　 捐赠的公共性价值

　　 民国图书馆是普及教育的重要场所。捐赠的图书、馆舍及资金使得图书馆能够为公众提供更多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助力新思想的传播，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首先，实现了教育公平的推进与阅读权利的扩展。民国时期的图书馆捐赠极大地促进了知识传播的民主化进程，使读书看报从精英专属转向公共文化空间，推动社会教育的普及与阅读权利的扩展。卢靖因少年时亲历“滨江汇湖，频苦水患”而致家中“稍有经史读本，水猝至，辄随波涛去”的困境，深切体会到寒门学子“虽有志向学，亦无书可读”的苦楚。这一经历促使他在发迹后大力捐建了包括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以及保定、沈阳等多地的公共图书馆，使无钱购书的学子获得免费阅读机会。同样，福建建瓯县公立图书馆在谢伯渊主持下，通过个人劝募获得捐资以购新书杂志，同时在征书启事中，广泛征募各种新旧图书以及学校讲义录，使小县城民众也能接触到最新知识。受益于邓蟾秋捐基金两万元并因之命名的重庆青年会蟾秋图书馆于1933年迁入新馆且聘请专人管理后，到馆阅览者日达百余人，阅览报纸者每日六七百人，短短六个月总计到馆人数已达十五万七千余人，充分显示了捐建图书馆在保障市民阅读权利中的重要意义。1937年抗战爆发后，上海教育事业损失惨重，以 “牖启民智、惠及教育”为己任的中国流通图书馆于1938年成立，发起人屠诗聘不仅自捐大量图书和中西文杂志，还聘请丁福保、丁君匋、何清儒、高杰、陆步州等文化名人组成董事会，基于自购兼社会捐赠（寄存）的有限馆藏，通过到馆借阅、通信借阅、馆际互借以及多途径阅读指导的方式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的便利服务。同时，针对那些“家境清寒、品学兼优，无力缴纳阅读费者，经调查属实，得免费阅览以一年为限”，此举对于帮助贫困者获取知识大有裨益，间接促进了教育公平的实现。而在陕甘宁边区，延安市图书馆协会不仅将征募获得的图书统筹分配到边区的各图书馆、资料室、民教馆等，还送书到乡村，便利广大群众提升文化知识，了解党和政府的各种政策以及边区的民主政治。

　　 再者，起到了进步思想传播和革命信仰启蒙的作用。捐赠图书不仅发挥了普及文化、提升国民素质的作用，一些图书馆的特有捐赠还起到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第二战场，如1947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即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室通过给图书封面加伪装的方式，将受赠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大量国统区难得的革命书刊提供给广大读者，用“合法的斗争方式和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活动，传播革命思想，团结、引导青年学生，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斗争”。得益于这批革命书籍的熏陶以及孑民图书室组织的各类活动，一批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战士成长起来，“很多参加过孑民图书室工作和曾到孑民图书室阅读的同志，在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时，都把自己信仰马列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转机，归结为孑民图书室的影响”。

　　 民族认同与文化救亡：

　　 捐赠的象征性意义

　　 在民族危亡之际，图书馆捐赠更被赋予文化抗争与精神延续的深层意义。捐赠超越单纯的文献转移，成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

　　 战时文献保护的民族气节。抗日战争时期，图书馆捐赠还被赋予文化拯救的历史使命。1938年5月，时任暨南大学（上海）教授的郑振铎因一时难筹1000元大洋购买32册《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明代赵琦美抄校元明戏曲集，共64册，含242种杂剧，其中135种为孤本，研究价值巨大），遂发动师生筹款。后该书被拥有另32册的古董商买走，凑足全本后索价1万大洋。郑振铎无奈请重庆教育部拨款，因汇款耗时，他先向暨南大学借款买下全本，使该古籍幸免散佚（《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1940年，为挽救江南文献遭劫的厄运，由张元济、郑振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五人秘密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从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日军占领租界止，该会累计收购了约10万册古籍，其中善本古籍约4.8万册，包括宋元刊本300余种及历代孤本。尽管文献保存会主要是利用政府款项在上海收购和保存古籍，但在此过程中，该会成员为抢救文献不惧深陷险境，用满腔爱国心与精审的专业技能（郑振铎负责采购、张元济鉴定宋元善本，其余同志负责资金管理与版本审定）消除了时人“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忧虑。他们毫无保留地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社会资本（人脉）和文化资本（学识），这更不失为一种崇高的无形资产的捐赠。

　　 华侨捐赠中的民族认同与民族情怀。海外华侨向图书馆的捐赠则体现了强烈的文化认同与特定项目的保护与开发。因此要加大宣传中华文化中“修乡邦情怀。以捐资兴学、支援抗战而闻名的南洋华侨陈嘉齐治平”“仁者爱人”“以义为利”等传统美德，鼓励和支庚先生为“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于1925年函厦大校持企业、社会名流、普通公众等多元主体基于慈善宗旨，自长林文庆、集美校长叶渊，愿捐二十万在厦建图书馆，又三十万在福州建图书馆。1927年，为筹建广东中山图书馆，伍智梅和黄谦益赴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等地华侨中筹款，历时近两年筹得美金10余万元（合广东毫洋30多万元），认捐者达15000人。1933年，广东省馆并入市馆后修建文德路北馆主楼的款项也主要来自美洲华侨捐献。上述跨国界的个人或群体捐赠行为，彰显了华侨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及对祖国发展的鼎力支持。

　　 普通民众捐赠的民族复兴愿景。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为谋充实图书，复旦师生发起献书周活动，以师生捐献为主，自重庆菜园坝而推广至北碚。“开始后皆各踊跃输将，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搜集总数竟达三千余册。各教授于捐书外，凡市上不易购得之图书复愿将其私藏借存该馆陈列参考室中，供诸阅读，其嘉惠学子，良非浅鲜。”重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这场募书运动，所折射的正是身处艰难困苦中的复旦师生合作建校的团结精神。这种以知识保存与分享促进民族复兴的理念，成为民国图书馆捐赠的精神内核。

　　 对当代的启示

　　 民国时期图书馆捐赠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通过文化传承、社会教育、制度创新和民族救亡四个维度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一历史实践的多重价值：在文化层面，它实现了珍稀文献从私藏到公藏的转化，构建了知识资源的公共性；在社会层面，它推动了教育公平与服务创新，使图书馆成为民主启蒙的重要空间；在制度层面，它促进了图书馆管理制度与行业规范的日臻完善；在精神层面，它承载了文化救亡的民族气节与知识报国的理想情怀。先贤们汇聚民间力量守护文脉和启迪民智的民国实践，在当下迈向更高质量、实现更高水平公共文化服务的进程中，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首先，捐赠可弥补资源配置的缺口，需充分激发社会参与的主动性。

　　 社会捐赠的灵活性与针对性能有效为资源薄弱地区“输血”，直接支持基层最迫切的文化需求，如为乡村学校捐赠图书、捐建图书室或资助红色文化遗址、非遗工坊等特定项目的保护与开发。因此要加大宣传中华文化中“修齐治平”“仁者爱人”“以义为利”等传统美德，鼓励和支持企业、社会名流、普通公众等多元主体基于慈善宗旨，自发、主动地参与文化公益事业。

　　 其次，捐赠能激发创新与传承的活力，要深化捐赠的社会价值内涵。

　　 社会力量带来的不仅是资金和物质，还有创新的理念与模式，有助于盘活文化资源。如企业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往往能催生更贴近市场需求的文化创新；而且社会捐赠资金还可以支持那些更具实验性、探索性的文化艺术项目，为文化创作提供更广阔的试验田，这与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政策导向一致。因此当代捐赠不能仅局限于物质扶贫帮困、助残疗疾，还要注重慈善捐赠的长期社会效益，比如聚焦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重大部署，在助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提高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上多作贡献。

　　 第三，捐赠能凝聚共建共享的社会共识，要以制度护航社会公信力。

　　 慈善捐赠是构建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体系的重要一环，它倡导先富人群通过投身公益带动后富人群，这与共同富裕的国家目标紧密相连。同时，当个人或企业为一座图书馆、美术馆、一场乡村艺术节捐款时，他们与文化的联系会更加紧密。这种参与感能塑造并强化全民守护文脉、传承文化的责任感，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良好局面。因此一定要对慈善捐赠的款项和物质进行严格规范的使用和监管，构建透明信任机制，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从而获取公众信任，保障慈善捐赠事业健康且可持续发展。

　　（转自《图书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