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资助者圆桌（深圳市阿斯度社会组织自律服务中心）发布了《中国资助观察报告（2026）》，围绕95家采样资助机构进行调研，这些机构均为企业或个人发起，其中92家为非公募基金会。以2025年公益支出为标准，在参与调研的资助机构中，26%为支出500万元以下的小型机构，53%为支出500万元至3000万元的中型机构，21%为支出超3000万元的大型机构。据了解，这些资助机构扎根本土议题，在资助理念、资助手法和资助成效上不断探索与沉淀，形成了各自的实践积累。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年度资助保持刚性

　　 过半机构资助比例超80%

　　 2022年至2024年，参与调研机构的年度收入平均每年下降39.2%。与之对应的，资助机构的年度公益支出则保持相对刚性，2022年至2024年，年度公益支出稳步上升，平均每年上涨7%。“收入下降、支出增长”的情况已在资助机构工作团队中引发较大的忧虑。该调研显示，为保障资金的稳定与可持续，55.8%的资助机构已开始采取行动，采用最多的方式是多元筹资。

　　 该调研将“资助比重”定义为资助机构用于资助其他主体开展公益项目的资金占其总体公益支出的比例。根据2025年的数据，参与调研机构中，10%为低资助型（资助比重低于20%），34%为混合资助型（资助比重在20%-80%之间），56%为高资助型（资助比重高于80%）。

　　 该调研发现，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出资，并不影响资助行为，调研数据并不支持“个人公益比企业公益更倾向资助”这一判断。然而，从事公益时间越长，资助比重总体越高，即成熟期机构，大多是高资助型机构。而大型机构的资助比重则相对更高，因为对于大型机构而言，资金是其核心优势之一，配置资金是大型机构的重要工作。

　　 在过去两年间，调研机构对资助的认可度有所提升，更加认可资助占41%，更不认可资助的仅有5%。而资助比重较低的机构更容易出现资助认可度提升，资助比重较高的机构则态度较为稳定。

　　 调研发现，23%的资助机构预算花不完，高于预算不够花的比例。这意味着，近四分之一的机构在财务上足以支撑更多支出，但这部分潜力没能得到充分释放。

　　 这样的结果，调研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方面，部分资助机构可能在治理结构、资助战略、团队配置与团队能力等方面已经触及瓶颈——要进一步释放潜力，组织能力需要新的突破。另一方面，它也提示着，公益领域的挑战不仅是资金总量的多少，更在于资金供需之间的匹配：一边是花不出去的资金，一边是找不到资助的行动者。

　　 资助对象更加多元

　　 主流资助机构为“设计者”

　　 在过去两年间，资助机构的资助对象类型更加多元，几乎每一家都增加了资助对象的类型。

　　 其中增加最多的是民间社会组织及其从业者，其次是高校、智库及研究机构，然后是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减少最多的也是民间社会组织和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增减相抵之后，民间社会组织仍然是净增最多的类别。

　　 调研注意到，不同类型的资助对象之间并不存在结构性的替代关系——并非资助机构多支持了某一类，就不再支持另一类了。不同类型的资助对象，对资助机构来说功能很不一样，很可能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具体资助方向取决于资助机构自身的目标和策略。

　　 按照洛克菲勒咨询集团提出的慈善运作的八个角色模型，中国资助机构最多的角色是“设计者”（占比44%），即资助机构设计或者邀请专家设计项目模式，寻找或邀请其他机构负责一线实施；其次是“财务赞助者”（占比38%），即资助机构挑选成熟的项目或机构，支持其常规运转或者扩大规模；最少的角色是“召集者”（占比10%）和“研究倡导者”（占比17%），前者围绕一个明确议题或行动目标，组织跨部门的多元相关方，协同推动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后者资助研究或者自身参与研究，为政策制定者、企业或社会组织提供干预理念和干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资助机构是混合形态，也就是兼具2-4种功能角色。

　　 未来两年，资助机构希望新增的角色最多是“生态建设者”（占比18%），即资助机构在议题领域、地理地域、公益行业等范围内，识别生态与理想状态的差距，资助生态建设，其次是“设计者”（占比14%）。而设计者过往数量多，未来还将继续增加，这是中国资助机构一个不能忽视的特点。

　　 调研发现，出资背景并不影响资源方是否做资助，但影响资助机构如何做资助——企业出资的资助机构，其高频角色是“设计者”和“财务赞助者”，其中“设计者”与企业出资的相关性统计显著；个人出资的资助机构，其高频角色是“人才支持者”“播种者”和“生态建设者”，其中，以寻找、支持及联结能够促进社会变革的人，关注其潜力而非具体项目目标或策略的这类“人才支持者”与个人出资的相关性统计显著。“召集者”和“生态建设者”则更多出现在资金规模较大的机构中。随着机构成长，“人才支持者”“研究倡导者”和“生态建设者”的占比整体提升，其中“人才支持者”与发展阶段的相关性统计显著。

　　 出资方对出资成效基本满意

　　 但与工作团队的认知有差异

　　 在本次调研中，86%的调研出资方对资助项目/机构成效表示“大多数满意”。而工作团队与出资方感受一致的占74%，感受不一致的占20%，这意味着一致性不高，双方对成效的认知有一定张力。

　　 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双方的公益期待有很大不同以及沟通层面。

　　 调研指出，能否让出资方感受到资助的成效，是出资方是否认可资助的关键变量。高度满意的出资方中，对资助更加认可的占48%，不认可的只有4%。出资方对效果满意却不再做资助，这种情况很少见。反观中低满意的出资方，对资助更加认可的只有10%，更不认可的则达20%。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当工作团队与出资方对项目的评价不一致时，会放大出资方对资助的不认可。换句话说，如果双方对公益效果的判断一致，就不会影响出资方对资助的态度——无论满意与否，判断都不会因此改变。但是，一旦双方看法出现分歧，就会加剧出资方对资助的不认可。这种不一致感，会加剧双方的分裂，进而加深出资方对公益机构乃至整个公益行业的负面印象。

　　 调研表示，让出资方直接参与项目是协助其感受资助成效的最好方法，出资方有现场参与和体验的需求，哪怕组织一次并不容易，工作团队也要有意识地创造这种机会。其次是日常工作中保持高频紧密沟通。而通过报告——如评估数据和案例呈现——虽然不可或缺，却只能排在第三位。

　　 民间社会组织是资助机构最主要的资助对象类型，本次调研还访谈了20家社会组织，主要为超过十年历史的成熟机构。

　　 在他们看来，不同的资源方看重的成效也不一样。如政府采购服务更加注重项目活动和产出、看重管理留痕，互联网平台筹款则注重颗粒度、透明度和成本效益。而民间社会组织与资助机构的成效共识度非常高，但双方成效认知也有差别。调研指出，资助机构需更加设身处地地理解成效衡量，并且给社会组织一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资助机构战略总体稳定

　　 耐心程度不容乐观

　　 调研发现，90%的资助机构的战略稳定性较高，只有10%左右的机构在过去和未来会发生较大的战略变化。整体而言，资助机构相比于民间社会组织而言，生存保障相对较好，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具有较强的韧性。

　　 在自评方面，81%的机构认为自身比较有耐心，约20%的机构认为自身耐心不足。行业评价方面，只有38%的机构认为资助行业比较有耐心，约60%的机构认为行业耐心程度一般及以下。总体说来，大家认为中国资助机构的耐心程度是不足的。

　　 调研认为，出资背景会显著影响机构的耐心，个人出资的资助机构，耐心自评总体高于企业出资的资助机构。我国资助机构以企业出资背景为主，而企业通常更希望项目按照计划推进，也更期待较快看到成果，这对资助对象的成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资助者角色与耐心自评也有显著相关，耐心自评最高的三个角色，分别是“人才支持者”“播种者”和“生态建设者”。而资金规模和发展阶段对资助机构的耐心自评影响不显著。

　　 而在社会组织看来，一个有较高价值的理想资助方，通常有几个特点：使命导向，战略稳定，同道中人；长期主义，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资金；资金有灵活性和试错空间。

　　 在他们看来，弊大于利的资助主要有两类：一是只关注活动留痕、任务完成式的资助；二是资金量很大，但支持周期没有保障的资助，很容易导致社会组织后续收入出现断崖式下降。本质上，这两类资助都是资助方极度缺乏耐心的表现，不仅无法达到资助方预期的效果，还可能对资助伙伴或项目发展产生负面作用。

　　 资助机构协同合作超出预期

　　 对机构战略非常必要

　　 本次调研发现，57%的资助机构参与资助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即不只是交换信息、推荐项目、工作团队之间共同学习，也包括更实质性的资金合作（即联合资助）。比如联合资助一个项目，联合支持某个议题领域的发展，联合资助一个资助计划，或者共同发起一个平台等。

　　 对资助机构自身来说，协同合作可相互学习和交换信息，分担成本和风险，形成资源和能力的互补，或帮助资助者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而对外部生态来说，协同合作让资助对象得到更好的支持，扩大整体行动的影响力，推动议题领域或地域公益生态发展，或形成合力，推动复杂问题解决。

　　 调研指出，资金规模越大、发展越成熟的机构，越倾向于开展联合资助。特别是在发展相对稳定的大型机构中，参与战略协同的比例明显更高；不同资助角色也会影响机构是否参与联合资助，整体来看，“风险投资者”“财务赞助者”“生态建设者”“播种者”和“人才支持者”更倾向于开展联合资助；深度协同和机构的耐心自评之间存在明显关联，已经开展项目协同或战略协同的机构，耐心自评显著更高，尤其是自评“非常有耐心”的比例明显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