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资助公益事业，属于基金会按规定从事的主要工作任务，不属于对外捐赠，不得使用公益事业捐赠票据。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近日，财政部对2024年2月实施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办法》（财综〔2024〕1号）配套官方文件进行答疑，其中第29问的解答引发关注：基金会资助公益事业，属于基金会按规定从事的主要工作任务，不属于对外捐赠，不得使用公益事业捐赠票据。

　　 该政策对长期以来“采购服务、开捐赠票”的行为进行规范，明确以“自愿、无偿”作为开具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适用标准，基金会付费采购公益机构的专业服务，必须开具税务发票，严禁两类票据混用。

　　 票据禁区的底层逻辑

　　 此前，全国各省市财政票据执行尺度不一，部分地区默许外包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开具捐赠票据，部分地区却明令禁止。

　　 社会组织财税公益讲堂创始人叶龙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过去十年各省（市）执行标准不一，北京、四川、陕西等地政策口径不同，跨区域项目审计出现合规争议，机构利用规则差异将有偿服务认定为无偿捐赠，产生监管漏洞。

　　 “捐赠票据是企业、个人税前抵扣法定凭证，仅适用于无偿赠予行为；基金会采购养老、助残、心理疏导等社会服务属于等价劳务交易，不在免税范畴。”叶龙以市场通用采购逻辑举例：基金会采购物资帮扶困难群众，供货企业必须开具增值税发票，依法纳税；社会组织提供标准化专业服务具备同等交易属性，不存在天然免税资格。长期混用票据会造成企业虚列捐赠成本、社会组织违规享受非营利免税红利，极易触发税务稽查、补税与行政处罚。

　　 江苏徐州益尚社工事务所负责人马李表示，此前行业形成统一惯性操作，基金会的外包项目也可以开具捐赠票据，部分规避增值税，这套惯例如今被政策明确叫停。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公募基金会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度总收入的70%。但捐赠资金、服务采购资金分属完全独立的核算体系，财政部以工作任务论界定底层逻辑：基金会面向社会募集资金，委托机构执行落地服务属于自身法定履职任务，不属于对外无偿捐赠。

　　 叶龙补充说，票据混用模式下，一笔原始社会善款经多层流转，每一层都重复计入捐赠收入与慈善支出，直接造成全国慈善统计数据虚高，拉长资金流转链条。“统一票据规则能够彻底消除财税套利空间，引导行业竞争回归服务质量、项目成效本身。”

　　 马李介绍，票据监管宽松的阶段，行业依靠具有捐赠票据免税优势的机构能够压低报价，坚持规范做账、深耕专业服务的机构反而运营成本更高。“一旦票据违规，公众无法区分无偿捐赠与付费服务，极易产生负面认知，消耗群众信任。”

　　 捐赠与采购的界定标准

　　 依据财综〔2024〕1号第七条及财政部配套答疑，区分两类业务的法定核心标尺为是否存在有偿对价、量化履约考核，与机构项目有无结余、资金是否全部用于服务对象无关，马李、叶龙两位受访人均认同这一判定标准。

　　 纯粹的公益无偿捐赠，是无劳务回报、无服务考核的单方资金物资赠予。企业捐款助学，基金会使用投资收益、历年结余等自有资金对外帮扶，均符合捐赠票据开具条件。

　　 反之，基金会有偿采购公益服务，双方签订合同，约定人员配置、服务频次、季度考核、违约条款，按最终服务成果付费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规定的有偿提供服务。

　　 马李以机构28万元困境老人关爱项目举例，“项目资金全部用于一线探访、康复服务，无任何留存结余，但因存在明确服务指标、考核要求，依旧属于经营性采购业务，不能开具捐赠票据”。

　　 叶龙补充介绍了边界区分要点：“公益机构免费向基金会提供公益宣讲属于无偿服务捐赠，可按捐赠流程备案；只要基金会支付服务费，即划为应税交易。”

　　 业内人士指出，两类业务在资金、票据、财税核算层面存在差异：一是资金性质。无偿捐赠仅限基金会自有闲置资金，接收方计入“捐赠收入”，拨付资金可计入法定慈善活动支出；基金会募捐而来的社会善款用于采购服务，属于采购款，公益机构计入“提供服务收入”。无偿捐赠开具财政监制捐赠票据，可用于税前抵扣；公益服务必须开具增值税发票，严禁混用两类票据。

　　 另外，捐赠收入单独设立捐赠台账，免征增值税，符合条件可享受企业所得税免税；服务收入建立独立经营性台账，依法申报增值税，人力、运营成本作为经营抵扣项，同步接受财政、税务、民政多部门联合审计。

　　 基金会或面临较大适配压力

　　 据了解，此次票据规定覆盖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社会团体三类主体。结合资金核算规则、年检硬性要求、业务体量，叶龙将受冲击力度分为三个层级，并结合政策条文、实操经验给出标准化合规方案：

　　 基金会受政策冲击力度最大，公募基金会承压尤为突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资金规模大、外包项目多，财务、项目统筹模式需重新计划。

　　 社会服务机构受政策冲击次之。核心压力集中在税费支出、财务整改，无慈善支出比例硬性约束，风险整体可控。社会团体受政策冲击最小。多数社团主营业务为会员服务、行业交流，极少承接基金会付费社工项目，新规对其日常运营几乎无实质影响，仅需做好少量捐赠、服务业务基础分账。

　　 叶龙表示，基金会合规需要区分自有资金与募捐资金分类管理，自有资金无偿帮扶可正常开具捐赠票据；募捐资金采购服务时，预算单列税费并约定双方分摊比例；如果善款仅中转或直达受益人的项目可以采用受托代理的会计模式，无需缴纳增值税，缓解机构支出的考核压力。

　　 马李结合机构整改经验提出实操方案：搭建捐赠、服务双台账分账体系，做到合同、票据、流水一一对应；所有基金会合作项目将增值税、财务管理成本纳入总预算，提前协商税费分担；常态化组织财务人员参与财税培训，熟练掌握经营性开票、纳税申报流程；深耕个案、社区治理专业能力，依靠项目质量摆脱低价内卷竞争。

　　 合规成本转型代价

　　 马李认为，政策带来三大直观冲击：第一，项目可支配服务经费压缩，运营成本可能上涨。他介绍说，一些机构约40%的年度收入来自基金会采购项目，以其所在机构2025年28万元淮海片区困境老人服务项目为例：此前，资金可全额投入一线服务；今后，则需缴纳增值税，同等预算下服务覆盖规模缩减。叠加近年政府购买、公益创投项目整体收缩，中小社工机构资金压力持续加大。第二，机构财务体系重构，人力、时间成本大幅上升。马李坦言，机构财务团队长期适配免税捐赠账目，政策落地后需重新修订财务制度、拆分两套独立台账、对接税务部门，存量项目结算，中小机构可能还需额外聘请兼职财税人员。第三，基金会外包项目规模可能会收缩。

　　 叶龙分析，基金会需将税费纳入项目总预算，同等募捐资金可采购服务体量下降，同时合同、票据、考核流程大幅复杂化，部分基金会选择缩减社工外包业务，进一步压缩机构业务来源。

　　 针对行业普遍担忧的成本压力，叶龙明确表示，短期税费、流程带来的运营负担，是行业从粗放走向法治化必须承担的合规代价。从法理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对所有登记的社会组织具备同等约束力，公益属性不能豁免通用财税义务，过往免税开票只是政策模糊形成的灰色红利，并非法定权益。

　　 同时，政策还需配套多重缓冲渠道。叶龙建议，中小机构可申报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对接地方社会组织扶持补贴，项目立项阶段将税费纳入预算，提前与基金会协商税费分摊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