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儒家是当之无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尤其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长期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博施济众”堪称其公益慈善观的典型表达与最高境界，它不仅凝练了儒家对公益事业的价值定位，更深刻影响到中华传统慈善思想的发展与践行。本文拟以“博施济众”为核心，从心性根基、实践原则、理想境界与劝善之方四个维度，对孔子的公益慈善观作一粗略探讨。

　　■ 初景波

　　仁者爱人：博施济众的心性根基

　　 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周王朝的礼乐文化传统，而孔子给这套礼乐文化加上了一颗仁爱之心，使外在的礼乐与内在的心性达成一致。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乐文化的重点难道是那些玉帛与钟鼓吗？显然不是的，“仁”才是这一切的根本。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如果没有“仁”的支撑和驱动，礼乐都将形同虚设，毫无意义。

　　 孔子对“仁”极为重视，但他并未给“仁”下一个抽象的定义。他说：“仁者，人也”（《中庸》），这已有将“仁”作为人的道德本质的意涵。又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可能是对怎样做算是“仁”的最简洁也最深刻的诠释。概言之，我们可以将孔子之“仁”理解为源于人性自然的对亲人、朋友乃至所有他者天然存有的一种关爱、同情之心，孔子认为这是人之为人的道德本质。正是基于这样的“仁”，个体才能够突破自我藩篱，自发地关爱他者，并由此孕育出“博施济众”的观念与行为。若无仁爱之心，博施济众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最著名的是孔子与其弟子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一次讨论。宰我问孔子，三年之丧是不是过长了，一个人守孝三年什么都不干，耽误很多事情。孔子并不讲太多礼仪与规条，而是问：“于女安乎？”宰我竟然也十分诚实地回答：“安。”孔子也直截了当地回复他：“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离开后，孔子对其他人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仁爱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情感，而非外在的强制规条；这种自然流露的爱心，正是向外推扩、达致博施济众的起点。

　　忠恕之道：博施济众的实践原则

　　 儒家的仁爱有远近亲疏、轻重缓急的层次性，怎样将这份爱从血缘亲情的范围向外推广，进而实现“博施济众”的美好愿景呢？孔子提出了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原来，孔子儒学一以贯之的道就是忠恕之道。孔子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此语堪称儒家思想体系化的关键节点。孔子一生“述而不作”，其思想多散见于应答弟子之问，罕有系统性表述。“一以贯之”之“一”，即指统摄诸德目、贯穿人伦日用之道体。曾子以“忠恕”二字总括之，并非简单归纳，而是揭示了孔子伦理思想由内在德性向外在实践转化的根本机制，也为“博施济众”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那么，忠恕之道的具体内容为何呢？最为多见的解释是分“忠”与“恕”，做一体两面之说。

　　 第一，恕道。“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你不希望他人强加于你之事，就也不要将其施加给他人。从伦理学视角审视，恕道确立的是一种消极义务：它划定了个体行为的边界，要求主体在行动前进行换位思考——我所排斥之待遇，他人亦必排斥。这一原则在后世被概括为“絜矩之道”（《大学》）。此外，恕道之“勿施”并非被动的“不为”，而是积极的“克制”。它要求主体对自身欲望、权力与偏见保持警觉，在人际互动中确立“不伤害”的底线伦理。在现代社会语境下，恕道可视为多元价值共存的基础性规范：承认他者作为独立人格的尊严，不以自我为中心强制同化异己。对于博施济众而言，恕道意味着行善者须尊重受助者的人格尊严，不可将己意强加于人。

　　 第二，忠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相较于恕道的克制，忠道则指向积极义务，尽己之力以成人之美。孔子说你想要拥有的，就可想而知他人亦必想拥有，因而要能够帮助他人去实现拥有。孔子在这里并没有明确讲此即为忠道，但是后儒从恕道的内容以及忠恕之互补性加以推证，以此为忠道。

　　 忠恕之道是孔子推己及人、成己成人的“一体两面”，恕道确立的是伦理底线：不伤害、不强加，保障个体自由与尊严；忠道指向的是伦理高线：促进福祉、成全发展，追求共同体之善。忠恕结合，正体现了博施济众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实践逻辑，使孔子的公益慈善观既具理想主义情怀，又富现实主义关怀。

　　博施济众：圣者境界与理想图景

　　 在忠恕之道的作用下，个体仁爱的对象从亲人、朋友等熟人圈层走向以陌生人为主的民众，使得“博施济众”得以实现。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因此，孔子提出了很多具体的策略方针，如：“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孔子盼望民众人丁繁盛、生机勃勃，在此基础上过上富裕的生活，最后还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于是孔子强调施政者要努力“使民以时”（《学而》）、“养民也惠”（《公冶长》）、“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如此等等。

　　 孔子的理想愿景是一个社会可以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即让年迈的人得到安养，让朋友之间相互信任，让年少的人得到关怀。让老年人得到安养，不仅指物质上有吃有穿，更指精神上被尊重、有归宿，能够安享晚年。让朋友之间相互信任，强调人与人交往要诚实守信，没有欺诈和猜疑，社会关系真诚稳固。让年少者得到关怀，指社会悉心抚育和教导下一代，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并对未来怀有希望。这三句话分别对应了社会的过去（老者）、现在（朋友）和未来（少者），共同构成了孔子心目中“大同世界”的温暖缩影——让所有人都能各得其所、安居乐业。这一图景，正是“博施济众”在社会层面的具体展开。

　　 《论语·雍也》中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博施济众”就是典型的公益行为，子贡之问，实际上触及了儒家伦理中一个核心命题：外在事功与内在德性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博施济众是可见、可量、可感的宏大事业，似乎已臻德性之极致。然而孔子的回答，却将这一问题的层次骤然提升，展现出儒家价值体系中更为精微的分别。孔子认为能这样做的人就是毫无疑问的圣人，这几乎已经是儒家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在儒家的德性谱系中，“仁”固然是核心，却并非最高。孔子罕言“圣”，盖因“圣”之一字，分量极重。“博施”言其范围之广，“济众”言其效用之实——能将恩泽普及于万民，将救济落实于众生，这已超越了个人修身齐家的层面，进入了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事业。

　　 “博施济众”四字，堪称东方传统中对公益事业最凝练的概括。孔子将此举提升至“圣”的高度，实际上确立了儒家社会中公益行为的最高道德地位——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善行善举，而是衡量一个人是否臻于圣境的核心标尺。这与现代公益伦理中将慈善视为公民社会责任之最高形式的观念，遥相呼应。

　　义利相济：博施济众的劝善之方

　　《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篇》中记载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对比案例：“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两桩皆是善行义举：子贡辞让赎金，品格似乎尤为高蹈；子路受人之牛，则似略逊一筹。然而孔子反而赞许子路、批评子贡，其深层缘由何在？

　　 公益慈善事业之成效，从来不取决于少数圣贤的孤绝高行，而系于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子贡不取赎金，于个人品格固然无损，却无形中抬高了行善的门槛——既然赎人可以不取金，那么取金者便显得“不够高尚”。长此以往，富者或尚可勉力为之，贫者则势必望而却步，“不复赎人矣”。孔子所忧，正在于此。

　　 公益慈善的意义，不止于受助者获得救济，更在于使行善者得到正向的激励与肯定。普通人需要被肯定、被激励乃至于被良好的社会氛围带动，方能持续投身善行，从而逐步内化为居仁行义的稳定人格。子路受牛，看似获利，却绝非主观上的营利；恰恰相反，这头牛构成了对善行的公开褒奖，让更多人看到：公益慈善非但无损于己，反受社会敬重。这种示范效应能够消弭普通人投身公益时的迟疑与犹豫，带动更多人参与其中。孔子所言“鲁人必拯溺者矣”，正是预见到了这种由点及面、由个体而风俗的扩散效应。从现代公共管理角度看，国家财政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发放奖金，其法理根源就在于此。将私人的义举转化为公共的善治是最高明的移风易俗。

　　 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其目光所及，从来不是一事一人的得失，而是整个社会的风气走向。具体到推动“博施济众”这一事业，孔子显然更主张义利相济。子路受牛，非但没有贬损救人的道义价值，反而以义利相济的示范效应，激励更多人加入公益慈善行列。这正是孔子公益慈善思想的精髓所在：正向激励增加参与热情，有助于公益慈善的推广与盛行，从而使“博施济众”从少数圣贤的专利变为社会大众的共同事业。

　　结语

　　 综观孔子“博施济众”的公益慈善观，以“仁”为心性根基，以“忠恕”为实践原则，以“博施济众”为理想境界，以“义利相济”为劝善之方——四者浑然一体，缺一不可。孔子并不热衷于抽象玄远的道德说教，而是努力建立一套兼具人文关切与现实主义的完整方案。“博施济众”不仅是对公益行为范围与效用的描述，更是儒家德性谱系中近乎至高的价值追求。在当代公益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重新审视孔子的这些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华慈善文化的深层基因，更为构建既具人文温度、又富制度效能的现代公益体系，提供了跨越时空的思想资源与文明底气。

　　 （作者系北京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