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牟艳 张艳霞

　　 体育义赛是以体育竞赛、表演等形式募集善款、开展公益的一种社会活动，其定义是“为正义或公益事业筹款而举行的体育比赛”，这一诞生于近代社会转型期的体育现象，深度融合了社会救济、竞赛表演及社会体育等领域，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有效推动了中国慈善与体育事业的现代化转型。

　　频发的自然灾害与社会危机的催化

　　 中国近代体育义赛的兴起，是多重客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频发的自然灾害与长期战乱所引发的社会救济需求是其兴起的社会背景。从自然因素来看，晚清及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高发期，多种灾害交替甚至同时发生。例如，1917年，京兆、直隶地区发生特大水灾、1920年华北五省大面积的旱灾，致使3500万百姓沦为灾民；1931年江淮大水灾波及23省，灾民数量超过1亿。自然灾害让灾民缺衣乏食、被迫流离失所，迫切需要救济。

　　 与此同时，国内政治派系林立，军阀割据混战，战乱不断，社会动荡致民不能安定。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致使数千万民众流离失所，难民、难童、伤兵救济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连年的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政府财政，也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救济能力。自然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织，使得传统仓储赈济体系崩溃，官方救济能力因财政困顿与行政分散化而严重弱化。由此，近代社会频发的自然灾害、频仍的战事和数以万计需要救济的灾民以及日渐衰弱的政府，成为近代体育义赛兴起的现实背景。

　　城市化发展与体育竞赛市场的形成

　　 近代城市化发展为体育义赛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城市相对完善的现代化体育设施为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和市民公共生活空间的扩展创造了条件。自1917年上海建成西门公共体育场后，各省也相继修建了一些公共体育场，至1929年，各地的体育场已达1142个。随着城市化发展以及西俗东移的影响，城市市民娱乐方式和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在近代中国，体育是新兴事物，体育竞赛更是新的事物，社会人士对于观看体育竞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有不少公务人员同在各机关服务的人士，利用体育活动来解决业余娱乐问题”。“参加体育竞技活动和观看体育比赛成为近代城市民众一项重要的休闲娱乐活动”。人们通过观赏体育竞赛获得娱乐休闲满足的同时，也促进了市民娱乐休闲方式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

　　 此外，城市相对聚集的人口，为体育义赛提供了充足的观众和门票市场。1927年，郝更生在《十年来我国之体育》中记载：“社会人士参观运动比赛兴趣之浓厚，去年冬上海举行中西慈善足球比赛时，售票收入，近五千元。他如华南华北每次举行较大有兴趣之比赛时，观众之拥挤，亦出人意料之外。”1930年春，在香港举行第五届全国分区足球决赛，“观众达一万七千人，为从来未有之盛况”。城市不仅是商人、富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而且也是竞技体育精英荟萃和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地。近代城市化发展与市民娱乐方式的转变，有力地促成了近代体育竞赛市场的形成，为近代体育义赛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中西慈善方式的创造性融合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慈善理念通过西学书报、国人海外见闻以及传教士与侨民在华开展的慈善实践传入中国。其中18、19世纪流行于英国，以“寓善于乐”为理念的慈善义演活动随西风东渐传入中国，为近代中国慈善方式的转型提供了参照。租界是西方生活方式、慈善理念展示的窗口。

　　 自1845年11月英国在上海建立第一个租界后，其他列强也纷纷在上海、天津等城市划定租界。外国人在租界这一相对独立且特殊的区域内举办慈善义演活动，国人耳濡目染，对慈善理念与方式转变产生影响。据记载：1877年，上海鹤鸣戏院率先发起“演戏助赈”的慈善义演活动，开启了国人慈善筹款的新模式，并逐渐形成热潮，发展为传统义务戏、慈善音乐会、慈善游艺会等多种表演形式。

　　 慈善游艺会是一种以游戏、文艺表演为主的综合性游乐活动，主要通过出售入场券以及义卖等方式筹措赈款。与戏剧义演相比，慈善游艺会传入的时间稍晚，但受众广，形式多样。其中，徒手操、武术、击剑、杂技等体育项目是其表演内容。如1912年顺直水灾时，天津青年会举办音乐游艺会，“特请美国军乐队赴场奏乐，并约学界士女各尽义务，有诗歌、击剑等游艺，所入款项悉充义赈”。1921年11月，湖南新化县旅省筹荒会举办菊花游艺大会，内容包括“乒乓球、新式拳术、篮球、围棋、象棋”等，呈现出中西方体育跨文化调和的特征。值得注意是，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慈善理念相融合，出现了专门以武术表演为内容的国术游艺会。如1928年水灾严重，上海市国术馆和精武体育会两团体共同发起 “国术游艺赈灾会”；1931年国术界举办了赈灾筹款游艺会，上海国术馆、精武体育会、上海武学会等社团均积极参加表演，实现了中西方慈善方式的创造性融合，拓展了“寓善于乐”理念的中国化路径。

　　竞技水平提升与体育组织的推动

　　 从史料来看，近代体育义赛呈现出项目多元化特点，以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田径、赛马、游泳、马拉松等西方竞技性项目为主。其中，慈善足球赛传入时间最早，社会影响也最大。据《大公报》记载，慈善足球赛最早传入香港。“自1919年起，香港足球总会为筹募款项资助欧战残废军人及其遗族教养之用，每年的11月11日定期举行慈善足球赛，均由文员对抗海陆联军”。1923年之前，中华队没有队员入选参赛。随着中国近代足球水平迅速提升，并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足球明星，为近代足球义赛的兴起创造了机会。1924年，中华队梁玉堂、李惠堂初次被邀加入比赛，开创了中西联合举办慈善赛事、共同行善的新模式。在此推动下，慈善足球赛迅速向广州、上海、天津等主要口岸城市扩展，并带动了篮球、排球等体育义赛活动的兴起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近代体育义赛的勃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记载，1926年12月27日，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积极组织和协调下，上海中西足球会“为彼此练习及赞助公益事业起见，发起第一次中西慈善足球赛……所得劵资悉充仁济医院经费（专为华人治病而设）”。据报道，场面异常火爆，“车水马龙殊极一时之盛，小贩车夫无不利市三倍，天文台路一带顿呈热闹气象，总计观众约有七千五百人”。赛后，上海多个慈善团体纷纷致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请求再次举行慈善足球赛以募集善款，足见其在民间的社会影响力。后经协商，中华体协决定接受海格上海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之请，并于1927年1月在上海棒球场举行上海队与华人混合队的慈善赛，所得劵资悉充该院经费。“九·一八”事变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及其分会多次组织发起足球、篮球、网球等体育义赛，展现出组织化、规模化的运作能力，构建起体育与社会救济的互动机制，显著提升了近代体育慈善资源的整合效率。

　　 总之，中国近代体育义赛的兴起，既源于民国时期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也得益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市民文化娱乐方式的转变以及近代体育竞赛市场的逐步建立。中西慈善方式与中国传统体育的创造性融合以及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与体育组织的推动等因素，均对体育义赛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转自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原标题 《体育与慈善：中国近代体育义赛的兴起及其社会效应（1924—1945），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