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牟艳 张艳霞

　　 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转型

　　 近代体育义赛具有“寓善于乐”的显著特征，构建了近代新型筹款模式。体育义赛融合娱乐性与公益性，通过体育赛事的观赏性吸引民众参与，实现“一举两得，既欣赏球艺，又造福灾民”。如1938年圣诞节期间，由港侨体育界非常时期工作服役团组织的香港中华队与西工程队滑稽化装足球赛，球员们有的化身军官，有的扮作书生，还有的身着女装，花样百出。1941年3月，女生文协会举办记者伶星篮球义赛，滑稽镜头层出不穷 “刘杜康、周巨华、冯应湘、蒋君超，屡作滚地葫芦之雄姿”。这种新型的筹款方式将娱乐与慈善紧密联系，不仅通过门票销售、奖券劝募、义球拍卖等方式拓宽了慈善筹款的渠道，而且也使施善者“既可享受无上之眼福，又能博得乐善之荣誉”，突破了中国传统慈善理念的局限性，促进了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现代化转型。

　　 从救济范围来看，中国传统慈善救济活动范围多局限于本籍或本地，内容多集中在育婴、恤嫠、施棺、施粥等基础救济，且筹款效率与覆盖范围非常有限。随着近代交通和通讯的发展，慈善救济范围不仅打破了地区与行业的界限，而且开始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性人道主义救援。如1928年7月，李惠堂带领乐华队出访菲律宾，1929年远征东南亚，“每场比赛不下万人，义赛收入竟达十二三万，该款除支付比赛费用外，悉捐慈善机构”。救济对象涵盖自然灾害受害者、难民、伤兵等多元群体。不仅如此，国际合作的义赛筹款活动也比较常见。如1934年9月，优游足球队与法商足球队于逸园举行慈善足球赛，门券收入中西各半。1940年4月，丽都体育会及法国战事救济委员会联合发起举办慈善足球赛，对垒者为丽都与法商，以充法国战事救济及上海难民救济经费。实现了本土关怀与国际援助的价值统合，扩大了慈善救济的对象和范围。

　　 从慈善力量的构成来看，近代体育义赛促进了慈善主体由政府主导向社会力量多元共治的转型。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主要以官方机构为核心，民间慈善力量较为薄弱，而近代体育义赛通过整合政界、体育界、文艺界、工商界、学界等多方社会力量，出现不同群体跨界联合办赛的现象，一场比赛常汇聚多方力量。如1939年1月，中国新闻记者公会为筹赈难民举办的足球义赛“派伶星足球队出场，与记者足球队对抗……派出女生担任表演各种新异体操，并有男生举行各种惊人表演……劝销奖券者，则请女明星与名媛担任”。形成跨阶层、跨行业共同协作的社群网络，这种结构转型打破了传统慈善的阶层壁垒，加速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转型。

　　 推动中国体育

　　 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有学者指出，“体育义赛表演是严肃的爱国行动”，体育义赛突破了中国传统体育的教化与消遣娱乐功能，发挥了体育在强化国家民族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动员的作用。全面抗战时期，《南华日报》《大公报》等报刊将赛事宣传与民族救亡深度绑定，赋予体育义赛更深层的意义，指出“义赛一方面可以在抗战期中站在体育的岗位做些救亡工作，一方面可以增加港澳间侨胞们的情感和团结精神”。1938年10月，星队、中青队、南华队、钟声队四团体联合组织篮球筹赈义赛，《大公报》发出“体育界救国，不应落人后……救国要紧，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实不容多加考虑了”的呼吁，有效地调动了民众的参与热情和爱国捐赠动能。全面抗战爆发后，球王李惠堂曾辗转于“广东的韶关、五华、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共举办了138场义赛，收入全部用于捐助救灾”。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感情和社会责任感。由此可见，体育义赛不仅突破了身体层面的“体育救国”，而是将体育与民族情感紧密联接，把体育义赛转变为民族主义爱国实践，完成了体育社会功能的战略性升级。

　　 不仅如此，近代体育义赛通过媒体传播革新、公信力机制建设及现代技术嵌入，实现了体育慈善从传统伦理向近代社会化的转型。运作模式上，体育义赛打破了传统慈善活动的局限，通过系统化、规范化的现代化手段实现社会动员。如体育义赛通过报刊媒体构建了覆盖赛前、赛中、赛后的全流程传播网络，改变了传统依赖善书、家书、邸报等单向、低效的信息传递方式，显著提升传播效率。并借助报刊媒体公布善款收支明细，强化社会信任。

　　 如1926年中西慈善足球赛，《申报》于赛后详细报道了此次义赛的收入和用款去向，“共收入四千一百六十二元四角八分，内卖票三千六百六十二元四角八分……支出场费六十五元二角，印票费二十一元五角，点心车费等三十五元五角。出入相抵，尚余四千零四十元二角八分，充仁济医院经费”。用公开透明的数据消解公众疑虑，形成了媒体监督与社会信任的良性互动机制。

　　 与此同时，近代体育义赛通过创新比赛形式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性，取得了良好的筹款效果。如当时不仅有以中西慈善足球赛为代表的大型专业性义赛，而且也有以注重参与性和趣味性的小型足球义赛。小型足球赛规模相对较小，场地要求不高，通常面向社会各界开放报名，无论是专业球员还是业余爱好者都可参加。如1941年9月，信远烟草公司为胶州路贫儿教养院筹募经费发起举办“可可杯”慈善小足球赛，观众不下四千人，创空前盛况，所得门票收入共3189元，悉充教育基金。

　　 此外，体育义赛在募集机制和技术应用上逐步引入现代化手段。体育彩票这一近代新出现的商业募捐模式被采用，如1932年12月，上海万国慈善赛马 “发行奖票十万张，每张售银十元，提成救济沪北灾民，奖票一经发行，购买者之踊跃争先”。彩票是一种舶来品，属于商业行为，虽存在管理争议，但客观上推动了慈善资金的规模化募集，成为近代体育慈善事业与商业资本结合的典型案例。在技术应用上，体育义赛开始使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如在1946年10月，津沽华盛与洛阳征轮两队为筹集医院资金举办篮球义赛，尝试使用电动售票机，“效力非常，敏捷正确，如无其他缺憾发现，以后将永久采用”。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体育义赛在慈善理念、救济范围、慈善主体、募集方式、技术手段等方面均与中国传统慈善活动有所不同，突破了中国传统慈善活动的局限性，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慈善与体育事业的现代化转型。

　　 综上所述，体育义赛是中国近代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慈善和筹款方式，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阶段具有时代特征的体育社会现象。它的兴起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方面的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体育义赛的举办既迎合了民众需求，满足了娱乐身心的同时又能进行慈善救助，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参与，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各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展示出了社会力量在近代中国体育事业和慈善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政府保障能力不足时，近代体育义赛在赈灾、支持抗战、难民救助、助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将人们的爱国情感转变为支持国家民族的实际行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慈善事业和体育事业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体育义赛也存在着诈捐、骗捐、善款侵吞等诸多问题，违背了慈善救济的初衷和原则，损害了体育慈善事业的社会形象。鉴古知今，我们应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激发社会参与的热情，加强体育慈善文化的建设，提升社会各阶层的慈善意识，促成政府与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同时，应大力推动体育事业与慈善公益事业的融合，以更好地发挥体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转自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原标题《体育与慈善：中国近代体育义赛的兴起及其社会效应（1924—1945），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