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农夫山泉一分钱事件我不好说什么，但是，农夫山泉应该觉得自己有责任公开相关信息。

    公益组织有义务公开慈善信息，因为公益组织的资产不是属于哪个个人的，而是社会捐赠的，社会公众是有预期的，因此公益组织要得到社会的尊重，就必须公开慈善信息。

    对于草根组织来说，由于当前的法律环境不健全，因此草根组织还要纳税，但其实不应该交税的。但是，如果草根组织能公开自己的信息，那么恰恰就能解决公信力的问题。

    当然，不一定所有的信息都要公开，但是对于资助方关注的信息一定要公开。

    公益组织要发展壮大，就要有更强的公信力。

    我不喜欢企业这样的方式，让消费者买产品的方式来捐多少钱。真的是想做公益，企业无条件的捐款就可以了。这样企业的形象会更好一些。和消费者买你的产品没有关系。

    这样做对企业没什么好处，对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好处， 并不值得提倡。只是企业的一种炒作。借着公益来炒作。是商业利益在作崇。这不能叫捐赠，就是营销。

    另外谁来监督，这种形式非常没意义。这不是企业回报社会的一个好的办法。这稍微有点头脑的都会想的到。这和公益没有多大关系。

    从法律上讲，这种“消费者买一瓶水，捐一分钱”的行为属于赠与行为。作为企业，想通过这种事情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扩大销售额。这种赠与还附带有某种条件，这是附条件的赠与行为。“以我能卖掉这瓶饮料，做为捐1分钱的前提”。

    如果是个合法的企业，应该有接受独立的第三方审计的环节。比如会计师事务所。应该有这样一种约定，对这件事情定期的进行审计。通过审计这种方式对社会做一种交代。这是一种最好，最简单，最透明的方法。也是最容易让人信服的办法。如果企业不这样做，就说明他不诚信。“谁知道企业到底有啥猫腻？”说明这家企业并没有将公益当作一回事儿。让人觉得，企业在打着公益的旗号，搞促销。

    消费者冲着1分钱才去购买农夫山泉矿泉水。1分钱是社会资源，农夫山泉利用了社会的资源，所以必须要公告销售帐目，并公开钱捐到哪里，发票在什么地方等详细信息。对于公司而言，也没有机密可言，必须公开信息。

    如果没用公开，就是利用社会资源来谋取私立，涉嫌欺诈。这是很严重的。不能用公益欺骗消费者。消费者有权利要求信息必须公开，媒体也有权利对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督。

    在国外，这种公益营销会是一段时间的活动，不会是无限期的。如果高调宣布活动开始，却不宣布结束的时间，那也是有问题的。

    一分钱其实不多，但是不能用社会资源来图利自己。公益营销是承诺，也是约定。承诺必须去做，承诺了做不到，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中国在进步，慈善工作也必须要进步。

1，您怎么看待目前慈善捐赠信息公开的状况？

    慈善信息捐赠无强制性标准，但是优秀的受捐组织会定期公开这样的信息，比如通过年报、审计报告等形式，这使慈善信息公开成为了优秀非营利组织的一个符号。这样的现状虽然并不能使全部的善款流向充分的披露，但是却成为了一种基金会之间开展公信力“竞争”的良性因素，有利有弊。

2，您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中国慈善捐赠信息公开是否有必要？为什么？

    慈善信息公开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个人认为初期以倡导及鼓励为主，如公开慈善捐赠信息即可在年检评级时加分、与可否享受免税政策相挂钩等等。

    目前强制性的慈善信息公开不论对于基金会还是企业等主要参与者而言都并不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如果强行推动，有可能滋生大批弄虚作假及谎报者，又加上惩罚性措施执行力度的缺位，有造成“劣币驱除良币”现象的风险。不断的利用政府的正向资源提升披露主体的主动性、使其披露信息成为内部驱动型。

3，慈善机构作为慈善捐赠信息的主体，您认为通过何种渠道或者方式达到信息公开更能得到公众的认可？

    可借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模式，利用定期的报告及公告在多种媒体上披露信息。同时，慈善机构作为生存在社会环境中的主体，理所应当对其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做到充分沟通，所以我们可以以倡导“组织社会责任”及“利益相关者”沟通的模式，推进慈善机构建立沟通机制，与不仅仅是捐赠者进行全方位的沟通，这种沟通可以是内部推进的，也可以是第三方主导并出具报告的。如在企业利益相关者沟通中常用的“利益相关者圆桌会议”及“社会责任报告”等就是很好的方式。

4，从普通公众的角度出发，慈善捐赠信息公开的主体除了慈善机构外，您认为，是否包括企业？如果企业自己发起公益活动，尤其动用公众资源，是否有责任向公众公示善款流向以及相关问题？

    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目前也是颇有争议的。企业作为社会法人，在捐赠主体的问题上应当被看做企业公民，即与一般自然人拥有相似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试想：如果你给慈善机构捐了善款，被强制披露出来，这样的做法你是否可以接受。如果可以，那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你并不愿意，则有被赶鸭子上架的感受，不利于慈善捐赠的长期发展。

    对于动用公众资源这一点，就更加难以界定。企业的公关宣传中因宣称自己的慈善捐赠行为而带来的品牌价值增值是不是算动用公众资源呢？这个事情很难界定。我们不如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能否设计一种企业慈善信息披露的预认证机制，如果企业只是单纯的捐赠，并不将其用作与业务相关的目的，这个捐赠数额等信息并不出现在公众媒体上的话，那么其不必申请认证号码；但如果其一旦对外宣称其捐赠信息并与业务相关联时，则必须在捐赠相关宣传旁边刊列一个认证号码，凭此认证号码，公众或媒体可以登录一个集中的备案网站进行查证，同时，也可以通过查证或许相关捐赠信息。这也就是所谓的“被动验证式的企业慈善信息认证”，而久而久之，公众对于那些不附带认证号码的企业宣称的捐赠行为将自行无视。

    从普通公众的角度出发，慈善捐赠信息公开的主体除了慈善机构外，捐赠信息公开的主体应该包括企业。尤其是针对企业动用公众资源发起的公益活动。

    但要坚持基本的两条，第一，公益资源的属性决定了公益信息的披露方式，如果企业捐赠的资源有很大的公共属性，那么企业必须对社会说明，属于强制披露范围，譬如国有企业，由于其公有产权，捐赠信息应该强制公布，完全透明；反之，企业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公开说明，属于自愿披露范围，譬如民营企业，应考虑企业意愿，要尊重“做了好事不留名”的企业家。

    第二，公益信息披露方式必须与公益环境相一致。目前中国的公益环境不佳，强制劝募比比皆是，信息公开后会给企业更大的压力，使得更多的公益机构向企业伸手，干扰企业的运营。所以，是否要披露，披露是否要具体到企业，还要做具体研究。

    披露的渠道可以参考美国模式，由一个中立的机构来汇总各类公益信息，每年度集中对外发布，具体操作可以参见《Giving USA》。也可以考虑由官方出台相应的捐赠年鉴，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可能更具权威性。

    针对国内出现类似“一分钱捐赠”的事例，这种问题历史上就存在，当年的某明星代言中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一分钱捐赠”并不是真正的公益捐赠，而是“公益营销”，更多的是一个“营销欺诈”的问题，而不是“慈善欺诈”的问题。当然，无论是何种性质，这种行为都应该批评，要坚决杜绝。造成问题的原因与捐赠信息不透明有一定关系，但防范和解决的办法还需要政府监管、媒体监督、社会反馈等多方入手，公益信息公开只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农夫山泉“一分钱事件”中，由于农夫山泉“喝一瓶水，捐一分钱”的承诺被定义为慈善行为，法律对农夫山泉公司最终捐了多少钱和以什么方式捐赠并没有法律约束力。农夫山泉以向社会做出承诺的方式约定了捐赠的数量，最后却没有履行承诺，这属于慈善行为中的承诺失信问题。想要解决企业承诺失信的问题，就必须明确谁来监督企业的承诺，以及当企业失信时如何实施惩罚。

    从慈善基金管理的角度来看，既然善款被定位为公益性质的基金，那么这个基金的管理主体要么是慈善机构，要么是政府组织。在慈善基金的管理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基金信息的披露与监管。建立强有力的信息披露和报告机制，无论是对于公益基金来说，还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有效的监管制度中必须明确：对那些违反承诺、违规或违法行为应该如何惩罚以及由谁来执行惩罚。

    总之，农夫山泉“一分钱事件”以独特的方式将慈善信息的披露与监管问题推到了大众的眼前。这不只是企业的问题，也是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和政府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也不只是慈善事业面临的问题，更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