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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2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闫冰
凭借自己亦官亦商的身份和丰富的救济经验，盛宣怀在沟通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央政府及地方等方面，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图为置于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盛宣怀蜡像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辛亥革命后正式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这是中国红十字会的缘起。图为上世纪初期在战场上救护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人物简介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荪，晚年自号止叟，出生于中国民族工商业发祥地常州，清末官员，官办商人，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秀才出身，清同治九年（1870年）入李鸿章幕府，协助李鸿章办洋务。盛宣怀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电报局；第一家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上海交大等）；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等。
盛宣怀，至今仍然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名号虽不像李鸿章那样显赫，却也是举足轻重。“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近代企业的拓荒者”，后人以数个这样的光环加冕了他的一生。
盛宣怀在为官之路上曾屡次担当赈济灾民、募款劝捐的职责，他将行业商会等民间力量纳入募款范畴，建立起了公益慈善与民间力量的桥梁。他还首创了“以工代赈”的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理念也与“助人自助”这样被当代慈善公益界推崇的观念相吻合。
鲁迅对盛宣怀的评价是“卖国贼、官僚资本家、土豪劣绅”，而孙中山却将“热心公益而经济界又极有信用”的赞誉给了他。在后人褒贬不一的评价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夏东元在其《盛宣怀传》中写到，盛宣怀是“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亦官亦民的红会
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是否为盛宣怀？长期以来存在不同的意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2005年到2008年期间做了大量研究，直到2010年得出结论：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任会长是盛宣怀。而真正催生出中国第一个红十字会的，是1904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期间，为了救助陷于战区的民众，上海的一些慈善事业活动家仿效西方红十字会的章程和办法，在上海创设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是一个与中国传统慈善组织完全不同的组织，目的是让交战的两国军队，都能按红十字的国际惯例，为他们的救援提供方便。时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沈敦和说：“红十字会之设始于瑞士，遍于环球。独吾国向不入会。以不入会之国而欲设红十字会，外人必不承认。不承认，则不允入战地以救民。事亟矣！”
为了让这个土生土长的组织得到国际的认可，盛宣怀说动了自己的老朋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并游说多国加入，让这个组织架构看起来更“洋气”一些。最终，它的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由45名董事组成，从中再推出9名“办事董事”，其中西董7人包括有英租界总董、法租界总董、李提摩太等，华董2人包括有沈敦和。而清政府，这时因“局外中立”并不出面。
这为1910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成立起到先导的作用，但是由于时局所限，这个红十字会组织的复杂背景和既不国际又不本土设置，甚至在当时颇有些不伦不类。
战事结束以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继续赈济战区难民。三年下来，被救助的总人数达到46.7万人，因伤重不治而亡的仅331人。特别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的红十字会员们，此次行动全部是志愿行动，不支薪水，在当时，都是志愿者加入的模式。
1910年2月，朝廷下谕：“吕海寰等奏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立案一折，著派盛宣怀担任红十字会会长，余依议。”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份确认清政府下谕指派盛宣怀担任红十字会会长的原始文献。
就在盛宣怀被朝廷“派充”红十字会会长的前一天，他致函吕海寰说：“红十字会稿，书奏寄上，关防‘中国’字样请酌，因近来对于各国皆书‘大清’。”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希望把中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中国”变“大清”，两字之差，却是红十字会由民办变为官办之意。盛宣怀在另一封信中说得更明白：不如把中国红十字会纳入民政部，由政府办理。
看到今日，为中红会究竟走官办还是民办而众说纷纭之时，我们回顾历史时或可发现，这种红会的中国落地模式，最开始就奠定了它亦官亦民的基调，正如盛宣怀在乱世之中创办红会行慈善，又在时局稍稳时将之赋予彻底官办的色彩，种种做法使他的一生之中始终充斥着争议。
劝募高手
与红会的关联只是盛宣怀与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小小交集。事实上，盛宣怀的有生之年始终处于中国千古未有的大变革之中，社会动荡、战争频发、民不聊生，也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年代，几乎是无岁不灾，地主豪绅趁灾发财、政府官员渎职懈怠亦是常态。对于这种变革和动荡，盛宣怀深知已是积重难返。
但盛宣怀用行动做出了自己的选择。1871年直隶水灾，正值盛宣怀投身李鸿章幕府的第二年，为了赈济灾民，他在父亲的带动下从江南筹集了银两衣物到天津散发，本人捐助了赈米两千石，也因此他被嘉奖二品顶戴。这是他第一次参与赈灾行动、从事社会慈善事业，此后，他组织和参与了数十次赈灾。
1877年到1880年，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五省连续发生特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这场灾害还波及川北、陕北、陇东等地区，保守估计造成1500余万人死亡，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
此时天津赈济灾民的粥厂接连失火，一家粥厂失火后收容的2800名灾民死了2287名，这大大震怒了当时的清政府，李鸿章专门成立直隶筹赈局，命人专职负责赈灾，其中就有被命为筹赈灾局候补道的盛宣怀。
盛宣怀赶赴直隶河间府，下车所见饿殍载道，场景令他触目惊心，他在《义赈原起》中记录到“河间大灾，赤地千里，天津遍设粥厂途为之塞，李督派余往视河间，先入献县境，即见饿民扶老携幼乞食于道，风吹即倒。”
随即盛宣怀进行挨户详查，上报李鸿章：政府赈灾款只有区区六千串，以每户一千文散放，只能救济六千户。他请求借库平银一万两，以满足救济“极贫之户”之需。由于这是计划外的要款，可能拨不下来，盛宣怀提出：“此银如筹赈局无款核销，拟请代为转借，俟职道回南劝捐，如数归缴，决不敢短少。”
回到南方后，盛宣怀拿出积蓄带头捐赠，发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的亲友商绅捐粮捐钱，其妻子不忍见他为劝捐憔悴，也拿出了自己的首饰。劝捐主要依靠行业商会，其机构稳定，运转圆熟，平时从事施医、施药、施衣、施棺、恤嫠、保婴、惜字等社会救济工作，灾时就成为募捐义赈的组织机构。由于善堂、善会常常带有同业商会的背景，基于互助救济的理念，他们的募捐活动常常颇有效果，是民间赈灾救济活动的主要力量。
在清政府财力亏空之时，盛宣怀的劝捐将民间力量引入救灾、义赈代替官赈，不得不说具有历史性的进步。而盛宣怀本人，一生为赈灾捐款一百几十万，以今天币制来计算，有人民币上亿元了。
以工代赈的创举
随后，盛宣怀发现河间地区的纺织业发达，就禀明李鸿章在当地设局购买，同时，在收容灾民儿童的抚幼局中派人教导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纺织技艺，对此李鸿章称赞其“养民不若令民自养之为佳”，希望每一个院童都能学一门手艺的做法，被盛宣怀用在了他日后所创办的孤儿院当中，这也是盛宣怀以工代赈做法的雏形。
以工代赈,是指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的一种扶持政策。
在小清河航运局北院的一个角落里，现在还有一座两米多高的古碑，这可能是唯一见证小清河疏浚的文字记载了。其大意为：光绪十九年十一月，由山东巡抚指令登、莱、青道分巡道员盛宣怀首负其责。盛宣怀采取“劝捐筹款，以工代赈”的方法，征调民工数十万，耗支白银七十多万两，历时三年，始告功成。河道展宽至十丈，两旁马道各十丈，出河之土夯筑成堤……尽管此碑已尘土满面，被遗角落，但其雄伟的碑体和精致的雕刻，依旧能看出当年小清河繁忙的航运盛况。
（本报记者 闫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