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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3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闫冰
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来临的前一天，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简称WFP)中国区代表黄安生(Brett Rierson)在第四届“中国消除贫困奖”的颁奖现场代表机构捧回了全球奖，此次评奖是我国在扶贫慈善领域所设立的最高政府奖项。
领奖过后，在忙碌嘈杂的后台，黄安生接受了《公益时报》记者的专访。整个过程黄安生都表现出了客随主便的风度和耐心，还不时地安慰记者和工作人员：“知道吗?以前我也是个记者，所以知道想做个专访的心情，也很适应各种突发状况。”
2011年，黄安生接任WFP中国区代表，彼时，机构已在中国完成了战略转型。黄安生说：“中国正在从一个受助者，变成援助者，从需要我们提供帮助，变成我们的有力合作伙伴。”
《公益时报》：WFP在中国开展援助项目至今已逾30年，在此期间，援助策略和项目有所改变吗?
黄安生：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近乎是颠覆性的发展变革。对于WFP来说，当下是在中国开展援助以来非常有趣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我们和政府的合作发生了转型，我们的项目和做法也跟从前不同。
WFP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进入中国的人道主义救援机构。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逐渐变成了粮食大国，外界可能说中国不需要救援了，我认为这是舆论的一个错误导向，我们也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准确的。2005年之后，中国从一个接受援助的大国开始转变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真正意义上的伙伴，共同应对全球饥饿问题、提供粮食援助以及多方面共同协作。
《公益时报》：WFP在中国的下一步工作重点在哪方面?
黄安生：在中国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尤其是西部和南部一些贫困地区，当地政府向我们寻求帮助。比如，农业和农村发展，抗击灾害等方面的能力建设，这也是政府比较关心的。
同时，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目前正在和中国政府进一步探讨一种全新的合作方式，就是让中国能够向其他国家传递更多的经验，帮助他们抗击饥饿。
《公益时报》：WFP怎样选择救助对象和工作重点?
黄安生：WFP有一个全球的行为准则叫做“脆弱性分析和制图系统”，通过定位测绘把大量多源信息集合在一起，绘制出一个国家、城镇、乡村的地图，把每个区域的粮食状况划分等级。这也是我们和政府共同合作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这不仅能帮助我们找到目标，看到哪里最需要食物，还能作为政府制定决策的参考。
虽然我们叫粮食计划署，但工作重点不仅仅是粮食问题，对一个受助地区来说也不仅仅是带去粮食，而是援助方式。WFP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应对灾害。我们在灾害到来的时候要第一个做出反应，分为三级响应措施，首先要利用电力服务在灾区建立起通讯设施，让外界了解灾区情况，接着利用物流服务把粮食运到灾区。
《公益时报》：WFP在中国选择合作伙伴时最看重的是什么?需要中国提供哪些方面的支持?
黄安生：首先WFP做的项目都是经过政府批准的，政府是我们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只有得到政府的许可才能在中国开展我们的工作。WFP平均每年向超过80个国家的9000万人口提供粮食援助，大约有1万2千名工作人员在WFP工作，其中90%的雇员在偏远的一线地区工作，直接向饥饿人群提供服务。但是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WFP每年在全球会有至少2500个NGO跟我们合作，合作关系是我们项目操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WFP有一个非常高的合作标准，因为我们的账目都要符合IPSAS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审查，所以，透明度、反应速度和执行效率，决定了我们选择哪个NGO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公益时报》：你个人是怎样看待中国的贫困问题的?
黄安生：我的太太是山东人，我的孩子也在中国的普通学校读书。所以在中国工作、帮助中国解决食品安全和饥饿问题，不仅仅是份工作，还有个人的情感因素在里面。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88年，现在我仍记得第一次在山东看到的情景，而近些年中国发生的变化非常巨大，中国在哺育她的人民方面作出了惊人的成绩。
在几十年前，一个国家政府所要面临的挑战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在完全不同了，比方说中国吧，国家的经济收入某种程度上讲水平可以跟美国相提并论。所以现在的挑战并不是哪个国家贫穷或富有，而是在GDP增长的背后，贫穷和富有是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内的，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变化和问题。
(本报记者 闫冰)
人物档案
身为WFP的中国区代表，黄安生的工作内容是协调机构与中国政府、私营企业界及高净值捐赠者的关系，他的首要任务是要将中国在消除饥饿方面取得的巨大经验传向其他国家。
在此之前，黄安生曾作为WFP亚洲区私营企业合作部门的高级官员及WFP全球财务倡议计划的负责人，帮助机构与有志于抗击全球饥饿的企业、基金会和个人之间建立合作关系。他在私营部门、政治领域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都有广泛的工作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