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课在清代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仅次于田赋地丁，居第二位，两淮盐商在清代的社会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明末清初，两淮盐商曾遭到沉重打击，几乎破产。顺治至康熙中叶，清统治者对两淮盐法进行了某些整顿，随着国家统一，全国政局日益稳定，在盐官和皇帝的大力支持下，盐商得以垄断厚利；到乾隆年间，终于发展成为挟资千百万的封建盐业集团。

    在笼络巨额财富的同时，两淮盐商在清代对民间慈善贡献可谓不小。从两淮灶民到地方乡邻，从备荒治水到疗生送死，他们的慈善对象不分亲疏，义举范围不分遐迩，不仅纾缓了民众的燃眉之急，也给两淮大地种下了慈善的累累硕果。

    治水赈荒首当其冲

    备荒防灾是两淮盐商慈行善举的热点之一，因为在那水患无常、旱魃难料的小农经济时代，“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早已深入人心。

    盐义仓，是专门救济灶丁的积谷仓或赈济仓。自雍正四年（1726年）直至清末，两淮盐义仓谷进谷出，但盐商们的捐助绵绵不断。

    且不说两淮第一个盐义仓——扬州东关仓所费银子30万两就有两淮盐商公捐的24万两，就是泰州、通州、如皋、盐城、海州、板浦等6个盐义仓也全靠两淮盐商的全力捐助。不仅如此，盐商们还参与了盐义仓的日常管理，盐商洪恒裕、黄恒茂、汪肇泰、郑旅吉等就曾亲自执掌过扬州广储门外的三所盐义仓。

    很难说清盐义仓惠及过多少民众，只能从方志、谱牒中略窥一斑。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海州的板浦、中正以及通州的余东、余西等盐场遭遇了海潮，幸亏盐义仓的16960余石谷物，灶民们才从嗷嗷待哺中缓过劲来。

    如果说积谷备荒是解燃眉之急，那么治水防洪则是防患于未然。在两淮盐商看来，参与修堰筑坝、疏沟浚漕，善莫大焉。

    康熙四年（1665年），潮决淮南沿海的范公堤，盐商黄家佩、黄家珣偕其族人率众重修，没费朝廷一分一厘，而800里海堤兴复如故。值得铭记的还有盐商鲍漱芳，嘉庆初年，先是捐银5000两疏浚扬州郡城东旧沙河，后又在疏浚芒稻河时捐银六万两以济工用。

    两淮盐场地处海滨，天文、气象所形成的海潮时常威胁盐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十八、十九两日的风暴潮，两淮盐场就曾淹死灶民49558人。于是，供盐民应急逃生的避潮墩应运而生。乾隆十一年（1746年），淮南盐场兴建143座避潮墩，盐商们捐助了土方银9200两。业盐新兴场的郑世勋还曾独自出资修建十余座大墩，“自是岁遇风潮，安睹如故”。

    那个时代，淮扬地区不仅常遇海潮之灾，而且黄淮交涨冲决堤坝引发的水灾频发。对于那些慈悲为怀的两淮盐商来说，投身于侨寓地的水利建设，当仁不让。

    程维高曾于康熙年间捐出家财修筑邗沟两岸险段十里；鲍志道为治洪泽湖水灾导致的河道淤塞，既“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又“蠲薪四百万斤佐高堰工”；身系两淮盐业长达五十年的两淮总商江春，每遇灾赈、河工、捐输等公益之事，“百万之费，指顾立办”。

    建仓、积谷，修堤、治水，清代江淮间的备荒防灾，两淮盐商功不可没。

    散财救急当仁不让

    淮扬地区每遇灾害饥馑，两淮盐商总是挺身而出，抢险、赈灾，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

    康熙初期，位于淮阴县的高家堰溃决，百姓葬身鱼腹者甚多，栖身于大树之上的难民被虫叮蛇噬，危在旦夕。业盐于安东的程朝宣拿出三千金委托僧人募集船只，赖以存活的难民多达数千人。

    秉承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理念，两淮盐商还承担起了江上救险的职能。淮商吴自枚率先在金山设救生船，并雇渔舟予以协助。汪文学则设救生船于燕子矶，并置田百余亩作为常年经费的来源。方如珽不但购置救生红船，还悬格每救一活人，赏银一两，获死亡者则给一半。

    除了救民众于危急，捐资助赈也是两淮盐商寄予情感较深、投入资金较多、惠及范围较广、产生影响较大的慈善项目。

    康熙十年（1671年），维扬等地受灾，盐商陈恒升等捐银22670两设立四个粥厂，赈济灾民约45000人；雍正二年（1724年），东台场海潮为灾，盐商汪涛“以舟载糗糒，沿流哺灶民之流离者，一时全活无算”；嘉庆十年（1805年），淮黄大水，盐商鲍漱芳牵头捐麦四万石赈灾，所存活者不下数十万人；光绪二年（1876年），海州、沐阳一带旱蝗交迫，饿殍枕藉，漂泊流浪者不下二十万人，两淮盐商先后捐资17.19万两以赈济灾民。

    对于安辑灾民，两淮盐商也颇费心神。程钟在淮安建立的普济堂有大小瓦房128间，并“寒待衣、饥待食、病待医、殁待殡”。江承炳对流入扬州的数千名灾民“量给资斧”助其返乡。康熙年间，栟茶场荡地被海潮冲坍980余顷，应征税金1500余两，淮南盐商见灶民无力承受，全部代为捐交，其后“荡地潮灾遂以为例”。

    翻一翻清朝276年的历史，两淮盐商赈灾救灾的事例不胜枚举，捐出的银子车载斗量。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仅乾隆三年（1738年）至五十三年（1788年），两淮盐商济灾捐银就达238万两。乾隆皇帝还称赈灾有力的盐商汪应庚为“大勋卿”。

    急公好义视为己任

    自先秦之后，历代统治者都把荒政视为己任，清代亦然，不过受财力和物力困扰，有的方面只得由民间力量负责主导。而作为富甲一方的两淮盐商，只要属于“生者有赖，死者得安”的事项，均无所差别地承揽起来，守望相助，乐此不疲，感性而又率真。

    扬州药局，在淮扬地区民众中久享盛誉，它是由两淮总商黄光德于雍正七年（1729年）率领众商公捐设立，遇到疫情悬壶济民，常年则定期施舍丸散。江承瑜也曾任过两淮总商，见扬州地湿民病，“设局延医，所活甚多”。

    对于那些葬无寸土的贫苦民众，两淮盐商往往设立义冢予以收埋。黄仁德等曾于扬州四郊买地16处作为义冢，黄源德则于扬州南门外、北门外购买义地用于安置亡灵。盐商江春等不但购置西山空地70亩作为义冢，而且还另辟20亩地由僧人耕种纳粮充作义冢的经费来源。

    两淮盐商对善会善堂的捐助同样不吝银两。扬州普济堂原因经费不足难以为继，直到后来每年有120两到180两的盐商公捐才得以正常运转。瓜洲普济堂由两淮盐商接管之后，每年支银就达2580两。甚至两淮之外的江宁普济堂、苏州普济堂都分别享受过两淮盐商每年1600两、1000两纹银的赞助。

    与赞助普济堂如出一辙，两淮盐商对收养孤儿的育婴堂也充满厚爱。乾隆二十年（1755年），盐商们曾购置菜田作为扬州育婴堂的资产和收入，并从淮南二十八总商中派出二人经管其事。东台安丰场的育婴堂本由场商汪永德、万西成等公建，乾隆年间鲍致远、仇万福等又进行了重修。

    在那些急公好义的两淮盐商身上，慈善不仅是一种胸襟、一种情怀，甚至演化为一种嗜好、一种品性。如，徐璟庆兴义学，修宗祠，助婚丧，恤贫乏，先后所费巨万，而且其妻方氏也有同好。至于两淮地区城邑救火的水仓、载人过河的义渡、排污泄洪的官沟、街衢桥梁的修建、书院社学的兴办等等，无不烙下了两淮盐商乐善好施的印记。

    利义并存儒商典范

    追求利润最大化应是两淮盐商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把商业利润投向了社会公益慈善，个中原由颇值得玩味。

    有人说，两淮盐商热心慈善事业是源于对拖朱曳紫社会地位的渴求，程九经就是由于屡次捐赈淮扬饥民而迭受恩赐，并加顶戴一级。也有人说，两淮盐商谊笃乡梓是为子弟参与侨寓地科举应试积累“入籍”的资本，清初淮安十三盐商之一的程朝宣因不惜破产救荒而被当地百姓“为请占籍”就是明证。

    这种简单地以报效朝廷、取悦乡里诠释两淮盐商急公好义的动机显然有失偏颇，因为带有功利色彩的行善积德具有个体性、利己性和即时性，这与两淮盐商乐善好施的群体性、利他性、恒久性迥然不同。

    不排除清代两淮盐商的乐善好施有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的佛家印记，但其初始冲动和永恒动力还是源于他们有一颗与儒家道德信条不谋而合的慈善心。

    清代两淮盐商中的许多人都是亦商亦儒之辈。如：江春早年读书，后弃文从商；汪应庚是《平山揽胜志》的编辑者；马曰琯因“横陈图书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而名躁一时。这些亦商亦儒之辈深受儒家仁爱思想、民本思想、大同思想以及丧葬礼俗、养老礼俗的浸濡，并逐步形成匡世济民、散财种德、却私利公的尚义观以及守望相助、养老慈幼、乡约教化的慈善心。正是有了这种慈善伦理作支撑，才会有鲍漱芳的设厂赈济、程量越的筑庐安民、黄光德的设局延医、汪应庚的建桥济行。

    而今，尽管两淮盐商捐建的盐义仓难觅片砖只瓦，濒海的避潮墩早就荡然无存，但由他们善心绘制的“兼相爱、交相利”动人画卷仍然值得世人的追思。

    ■ 赵银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