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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发布:2016年贡献达2789亿仅占GDP0.37%

2018-07-17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明敏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事业繁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已超过80万个。党的十九大报告先后5次提到社会组织,且首次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不过,社会组织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此背景下,受南都公益基金会委托,由来自国家行政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市委党校的9位学者,于2016年6月组成“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究”课题组,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万众社会创新研究院院长马庆钰教授主持带领下,着手对我国N-GDP(N即NPO)进行测算研究。历经两年,实现了预期目标,获得了重要发现。
 
2018年7月16日,“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会议中心举行。会上,马庆钰教授作研究成果的汇报,并邀请了行业专家学者就成果发布进行了精彩点评和圆桌讨论,对N-GDP测算研究成果提出建议和意见,共谋社会组织的未来发展之路。
 
来自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社会组织负责人及媒体记者代表共300余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支持,国家行政学院社会组织与公共治理研究基地和北京万众社会创新研究院联合主办。
 
2016年社会组织经济贡献仅占GDP0.37%需国家政策杠杆针对性支持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祁述裕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此次社会组织经济规模测算研究的选题意义及其对社会组织发展的的深远影响。他表示,尽管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对社会组织的作用越来越重视,但目前学界对社会组织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组织的社会影响,对社会组织经济价值的关注并不多,即使有少数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但因为课题研究的难度较大,数据和信息不予获取等因素,而研究不深。“马教授带来的研究团队所做的此项研究课题,是首次系统研究,具有开拓性,这一项研究成果,让我们对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贡献度有一个全新的视角的认识”。
 
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卢建则在致辞中表示,N-GDP测算研究不但填补了社会组织实践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更是一种突破,一种创造。“该课题调查范围之大,研究程度之深,交叉融合之广,工作过程之难,都是极为罕见的”,而且以经济学的视角审视社会组织对经济的贡献,有助于在实际工作中对社会组织的整体效能做出科学判断,认清社会组织的发展规模及其趋势。
 
马庆钰教授在会上表示,此次测算研究采用分层系统抽样方法,总共对截止到2016年底在民政系统登记的社会组织,包括全国三类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各自增加值规模、社会组织活性程度等16个数据进行测算。
 
研究成果显示,2016年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总量约2789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0.37%,占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0.73%。而同年全国社会组织总支出约6373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0.86%,约占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66%。
 
马庆钰认为,中国社会组织在40年改革开放中经历了“复苏发展期”、“曲折发展期”、“稳定发展期”和十八大以来的“增速发展期”四个阶段之后,已经形成一定的气候,正在成为经济与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可以期待其在供给侧多元供给主体中扮演新的重要角色。
 
但马庆钰也表示,从GDP占比来看,“既便考虑我国社会组织范围与别国NPO范围的差异”,我国社会组织与发展中国家同行相比仍然都有数倍差距,“这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太吻合,说明社会力量的经济能力需要继续得到国家政策杠杆的针对性支持。”
 
该测算研究还显示,2016年社会组织增加值排在前5的省份依次是广东、江苏、山东、上海、北京。而如按照人均社会组织增加值计算,排在前5的省份依次是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
 
2016年“非活性和疑似非活性社会组织”超10%
 
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在精准扶贫、养老助残、生态环保、慈善助困、志愿服务以及社会治理中表现抢眼,大大弥补了公共服务的不足。但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也给科学监管、健康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多地存在着长期不活动、名存实亡的挂名组织、空壳组织。
 
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究抽样结果就发现,我国非活性社会服务机构的占比为10.85%,疑似非活性社会服务机构占比为2.83%;非活性社团组织占比为12.50%,疑似非活性社团占比为1.96%。
 
马庆钰表示,真正的活性社会组织要比政府公布出来的少。“即便不将疑似的计算在内,也有至少超过10%的是非活性组织,由此可推断2016年我国实际具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大约在60万-63万家。个中反映的问题值得注意。”
 
另外,此次测算研究还发现N-GDP与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水平有高度相关性,这显示了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强劲带动作用。但社会组织发展数量与社会组织经济规模只有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
 
马庆钰介绍,此次研究系社会研究力量首次对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等经济数据进行全面系统和规范测算,有助于对社会组织整体业态和服务能量作出更可靠的判断,方便非营利部门对基本信息作出专门披露,为供给端主体结构调整、补齐社会组织发育“短板”提供重要依据。马庆钰还表示,研究更进一步的目标是希望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计量方式与联合国通用的《国民账户体系非营利机构手册》指标方法对接,以便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组织数据记录和统计标准化水平。
 
据介绍,“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测算研究”课题组成员除马庆钰教授外,还包括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谢菊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曹堂哲、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石峻驿、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副研究员伏虎以及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杨莹、李莹、单苗苗和博士李楠。

 
N-GDP测算研究实现从0到1推动纳入到国家统计体系
 
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究成果以收入法统计,抽样对象为基金会、社团和社会服务机构在一定时期内产出的新增产品及其相关价值总和,样本相对误差率较小与会专家学者虽然对部分内容有争议,认为报告还需要进一步解读和深化研究,但普遍承认它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意义非凡。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丁元竹教授认为,这个课题开辟了社会组织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过去老讲经济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中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以及经济中的其他问题,这一次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研究社会组织的共性,研究经济和社会结构、供给侧改革的关系,以及经济的区域性分布对社会组织的影响”。
 
此外,丁教授还对研究提出自己的建议,在测量经济价值的同时,对社会组织的社会价值、社会效益的测量也至关重要。“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的和谐,这不是单靠经济价值能够测出来的”,另外,未来可将大数据引入研究并积极推动此套测量方法纳入到国家统计体系中,更制度化地帮助社会组织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表示,此次对社会组织的经济价值的系统研究是开山之作,且对学术研究来说,在社会领域内运用经济模型的方法计算,从研究方法上也是非常大的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表示,对待每一个数据,要有科学的态度,不要简单照搬别人的数据,而此次研究不论从概念界定本身还是学科之间的交叉上都比较谨慎,“从方法本身来讲,很注重科学性”。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从政策的角度提出她自己看法,她认为如果能对数据背后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会更好地帮助大家理解为何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所占比例。“如果我们的体量这么小,能不能考量社会组织到底有多少在提供有经济增量的工作,很多不提供的机构在做什么,这是第三部门独有的功能和价值所在”。
 
北京市社团办处长闫晓强认为,测算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难度很大,此次研究不但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同时又对管理部门在信息建设的问题比如数据标准上提出了规范要求。
 
在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主持的圆桌论坛环节上,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表示,他对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究成果“非常满意”。但他同时表示,从测算研究数据可以看出三个偏差。一是2016年在中国社会组织的年度总支出中,有超过一半多的支出没用于社会组织的直接产出,大量的支出去了政府,创造了政府GDP;二是社团和社会服务组织除了自己的服务收入以外,其资助主要来自于政府购买服务,而非基金会;三是大量的民办教育、医疗、养老等民非机构是公司在办,而这些是计算在公共服务和市场商业的投资里的,“这是最大的偏差”。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王杰秀感觉此次测算研究数据,一方面可以让政府部门和公众意识到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政府制定政策进行决策提供借鉴和依据。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则认为这个测算研究很有必要。但他也建议研究还可以往深里再做一做,“进一步对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副院长黄浩明表示,这些数据“比较真实反映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很有说服力”。他同时也建议,以后的研究对象分类可以更细化,比如服务类的和倡导类的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分别有多大,而且除测算经济贡献外,还可以测算一下社会组织的“社会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产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杜子芳则希望该研究以后可以纳入到国家统计体系里。
 
对于各位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马庆钰教授表示感谢。他也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希望,一是希望能和民政部的统计部门进行交流,跟他们对接;二是希望能跟国际学界对接,让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走向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