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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会:现代水上救助的起源

2019-08-06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图为清末长江三峡中的炮船(有桅杆的大船)和救生红船(站立二人的小船)

图为今日在镇江救生博物馆中的红船

宋代有救生性质的官渡船,明末有救生“红船”,清朝初年有京口救生会,清末则有焦山救生总局——从民间的慈善之举到官民合力形成有规模的救助组织,我国水上救助相续发展出一条鲜为人知的传统脉络。

而世界最早的水上救助组织遗址——救生会的所在,更称得上是鲜为人知。

在江苏省镇江市云台山北麓的古官道上,有一条1000多米长的青石古街。历经六朝、唐、宋、元、明、清各代的风雨,略显破旧、颓败,只有两扇分别刻着“层峦耸翠”、“飞阁流丹”的石门,让人猜想昔日的热闹繁华。

这条古街就是西津渡街,在生活气息浓郁的镇江城中尤显静谧。倒是江水退去之后,过去舟楫如织的西津渡口,如今车水马龙。

在这条古街上,有江南惟一现存的喇嘛式过街塔——昭关塔,人们依然相信从塔下经过一次即是礼佛一次,于是在塔下来往穿越,祈求一世平安。离古渡口不到50米处,有一座观音洞,一座天妃庙,同样承载了来往渡口百姓的平安祈愿。

观音也罢,天妃也罢,给予那些处于危难之中的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关怀的,却是数十米之外的救生会。

救生会是一幢不起眼的砖木建筑,门楣上镶嵌着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救生会。推门而进,迎面是一座六角凉亭,左转便是一栋总面积不足200平方米的两层建筑,楼对面则是三开门面的平房。整个大院没有曲径通幽的胜景,更没有雕梁画栋的豪华,倒像小富人家的寓所。这里就是镇江西津古渡救生会——现代救助的发源地。

救生会雏形

镇江枕山临水,素有“黄金水道”之称,自六朝始,大江南北的各种物资就经由西津渡转运至全国各地。至隋唐,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镇江随之成为朝廷南北漕运的咽喉,西津渡也日益繁忙。那时还处江中的金山寺见证了当年水上运输的盛况:“西津渡乃南北冲要之地,江浙闽海悉由此以达京师,使命客旅,络绎往回,日不暇给。”

据《镇江志》记载,镇江西津古渡北对瓜洲,江面开阔达40余里,“每遇疾风卷水,黑浪如山,樯倾楫摧,呼号之声惊天动地”。唐代诗人孟浩然就留下了“江风白浪起,愁煞渡头人”的诗句。唐天宝十年(722年),一次就有数十艘渡船沉没;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即遇上风浪波涛,连艄公在内的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十年(1582年)的一阵狂风竟摧毁了千余艘漕船和民船。

由于西津渡特殊的交通位置和军事地位,宋朝时,镇江沿岸渡口已星罗棋布,绵延数十里,加强安全管理就显得尤其重要。到了南宋乾道年间,渡船死人的事件还在延续,活生生的事实让时任镇江郡守的蔡恍寝食不安,他决意做一件好事。这一年,蔡郡守建造了5艘抗风能力很强的大型摆渡船,各船分别竖立“利、涉、大、川、吉”作为标志,并限定载客人数,摆渡船“身兼两职”,既渡人又救人,这就是首次见诸史册的官渡和救生性质的渡船,也是后来救生会的雏形。从此以后,西津渡口很少发生人命事故,百姓也不再担惊受怕了。

到了元代,战事纷乱,污吏横行,这时的西津渡口监渡官吏中有人滥用职权,敲诈勒索,致使渡江客取道私渡。然而,天下乌鸦一般黑,私船主大多为无业游民,索财更是心切,手法毒辣无比,载客船常常驶抵江心,故意停航,威胁旅客交钱,一时间闹得过江者人人自危。正直的官员再也看不下去了,元延佑至泰定年间,镇江路总管段廷圭下令在西津渡新增救生渡船15艘,每船配备艄工1名,水手9名,要求竖立旗号,并标明艄工的姓名,实行“实名上岗”,接受老百姓的监督。段廷圭规定,路、县级正职官员必须每10天轮流一次亲自到渡口巡检,严查私渡小船。他还规定,各渡船摆渡费由官方统一收取。江面上还常年派出巡逻船监督,发现官方渡船不插旗号,严加处罚,对私渡船则予以坚决打击。泰定二年(1325年),段廷圭又果断地取消了历年来设在码头上的“监渡员”,根除了滋生渡口贪官的土壤。泰定三年(1326年)10月,他又大胆地采纳了镇江路经历皇甫祥、知事翟思忠的建议,取消了西津渡官渡船的船票,受到了百姓的拥戴。

西津渡口的一系列变革,对改变当时长江水域事故频发、保障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积极意义。但是,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救生行动往往被动进行。

救生“红船”

明朝正统年间,巡抚侍郎周忱打造了两艘救生专用船,并向社会招募水手30余人“济渡救生”。他还亲自率领民工修建西津渡石堤,使救生船直抵码头,大大方便了旅客登船。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长江水域救助专业队伍。

时至清初,江上船覆人亡的事故频频发生,地方官府面对百姓生命安危却熟视无睹。万般无奈下,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京口15位绅士共同协商,决定成立京口救生会,宗旨是“救涉江复舟者”。会址楼特设瞭望哨,一旦发现江上有船翻溺水者,救生会会立即派出红船前去救助。救生红船出救时,船头桅杆挂有虎头牌,一路鸣锣开道,江上所有船只听到锣声都得避让,所有关口都得打开,给红船让道,红船须在最短时间内赶到出事地点实施救生。

京口救生会的诸名义举,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慕义者益多,收到的捐助金额也越来越多。5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昭关晏公庙旧址,建屋三间作为会址,屋堂中祭祀晏公像,后又建楼阁祭祀文昌神。其救生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在它的影响下相继出现了江宁府齐济寺,设救生红船一艘;观音门设救生红船一艘;扬州县与丹徒丰乐桥间也设有救生红船。一时大江南北呈现初一派大家争做救生善事的景象。

江上虽有救生义举,但平安渡江仍是百姓日常所期盼的大事。因太平天国起义失败,清廷大批裁剪湘、淮军,镇江码头一时出现了不少无家可归的解甲士兵,他们成了散兵游勇,流落在江面上为“船民”,表面上是靠片帆双桨的小船营生,实际上干着江上盗匪的勾当。这些小船出没无常、行踪飘忽,过江商旅屡受其害。对此,地方官厅也束手无策。同治年间,在镇江经商的余姚县人魏寿昌主动邀请同乡魏铭、严宗延等5人集议研究,决定成立镇江义渡局,共同集资建造大型渡江帆船,帆船漆成红色,免费渡客,取名义渡红船,专门载渡瓜洲与镇江的旅客,使南来北往的人平安渡江,以免惨剧继续发生。

自从有了义渡红船,大江南北过往的官民商贾甚感方便。由于不收取渡船费,过江的肩挑负贩、引车卖浆者以及广大百姓受惠不浅。

经费募集

施行江上救生和义渡是一种公益行动,皆非营业性质。但两家机构日常管理人员及红船的舵工、水手的薪金,以及船只的保养、维修、更新等都需要开支。为解决资金问题,它们采取了相同的社会募集运作方式,且募集中涌现出不少终身为慈善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乡绅世家。

京口义士蒋豫,字介和,安贫力学、乐善好施。乾隆初年,他继承族人之志,召集诸位善士,全力振兴京口救生会。它们商定出:救生人员凡于江中救活一人,赏钱1200文,捞救浮尸一口,给奖赏暨同棺抬埋费1150文。他与后人苦心经营京口救生会,连续七代,计140多年,未曾假手于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侵占镇江,强占昭关救生会所作领事馆。清廷官员下谕给蒋家后人蒋宝,要求屈认被侵占事实,向洋人领取房屋租金。蒋宝力争保住救生会会址,拒绝领取租金,迫使洋人侵用房屋的不合法。光绪三年(1876年),镇江美英领事馆另选他址,救生会房屋得到归还。

镇江义渡局在经费开支上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创办初期,虽有发起人魏昌寿等人筹垫资金,但要维持常年开支,则需要另有经费来源。于是又由魏昌寿等人报请地方官厅,劝谕镇江当时商界的洋货、洋药、洋行、杂货、钱铺五个行业的公会,认捐轮办,每个行业公会承值一个月,由行业董事会员负责管理局务。五月一轮,周而复始。收支各款,也轮流造册报销。五业认捐后,经费仍有透支,又经地方政府转上级政府批准,向江北仪征十二圩的盐业提取“盐厘”,向七濠口米行提取“米厘”,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

由于轮值法运作起来存在事权不一的缺陷,各业董事平时要忙于本公会内部的业务,无暇兼顾义渡总局的事务,于是又公议决定改五业轮值法为公推一业的董事专门负责制,认捐款项仍由五业分担不变。

同治十二年(1873年)始,由五业公推瓜洲的于百川总管局务。于百川是一位慈善家,他主持义渡局事务后,恰逢各方捐款丰裕,于是精打细算,以余款陆续添置义渡局的恒产,以出租田的租金作为义渡船的固定经费。于百川去世后,其侄于树滋及其子于小川相继承担董事,于氏三人热心义渡善事长达70年有余。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江上出现了新式机轮,渡江不再是百姓们性命攸关的大事。1923年,在镇江、瓜洲名绅马隽卿等人的倡议下,成立了普济轮渡局,购买了大吨位的铁壳“普济号”轮渡船,使西津渡至瓜洲的轮渡条件大为改善。由于镇江小轮业的迅速发展和渡口管理的不断完善,京口救生会和镇江义渡局的红船才逐渐退役,最终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

(据《东南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