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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不是是非题

2013-03-13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木兰

采访匡冀南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办公室对面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公司党员在分享学习十八大的心得体会。这是一个颇有趣的画面:他们一边互相称呼着悦耳的英文名字,一边讨论着“五位一体”和“中国梦”。

从迪斯尼到安利,他有着丰富的跨国公司工作背景,又对中国政府的办事规律了如指掌。“我从不认为我们的政府是个难沟通的政府。”

于是,安利基金会一直在中国平稳发展,其方法或许在于其目的和判断的明智:“我在登记时也咨询了一些官方的意见,比如儿童领域有很多问题,哪一部分是政府擅长做的,哪一部分是政府希望做但目前国家资源又不能完全覆盖到的,那我们就做后面的部分。”“沟通、效率、技术含量”被他多次提及。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公益时报》:安利公益基金会是外企首家在民政部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在申请注册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匡冀南:安利基金会从2010年10月开始筹备,2011年2月底拿到执照,前后经历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坦率讲,过程并不顺利,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每件事都处理得很有效率,所以时间看起来很短。

我的经验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先琢磨,琢磨你想做成这个东西,哪些因素会导致它不成,分析障碍,然后一个个去克服。

我当时到民政部找负责注册的部门,和这些人开会,问他们我想注册基金会,需要准备什么,你帮我列出来。再多问一句,正常情况下,哪些方面是会造成困难的部分。比如表格里让你填注册基金会的目的,很简单,解决社会问题,说可以这么说,但需要哪些资料才能证明你目的的真实性,而不是为企业做宣传呢?让负责注册的人站在他的角度帮你想。再比如,安利是跨国公司背景,但注册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必须是中国人,那么在公司里怎么能找到一个中国人代表公司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把所有能预料到的问题都收集起来,提前解决掉,未雨绸缪才能提高效率。

实际上申请注册的表格很简单,十分钟就能搞定。很多人就填好交上来,发现一个问题不行,回去改,一个月,再提交,再发现一个问题,再回去改,又一个月。这就是先前没做好充分的准备。

《公益时报》:2012年,安利公益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有多少?主要来源于哪些方面?项目支出的数额如何?

匡冀南:2012年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大约三千多万。包括安利中国的注资、公司内部员工的捐赠还有一些社会资金,其中大部分来自于社会上其它机构的捐赠。项目支出和捐赠收入是基本持平的状态,因为最后的年报没有出来,我不能给你准确的数据。

《公益时报》:安利在中国的营销模式受到很多议论,有人分析,安利在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良好的政府关系。那么你认为外企在华经营政府关系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匡冀南:首先,我从不认为我们的政府是个难沟通的政府,问题在于你花不花力气去沟通,你用的人有没有好的沟通能力。想达到良好的沟通效果并不难,公司先要重视这个领域,肯花人力、资金、花功夫去研究政府的工作规律,研究怎样沟通最有效率、最便捷、最简单、最能让双方达成共识。

安利的营销模式让我们不得不经常与政府接触,所以我们在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举个例子,某个政府部门对你的某个领域做质询,他其实并不了解,他考虑的只是按照相关的文件去卡。但这个文件是有可以讨论的余地和空间的,也有处理的办法,如果你不沟通,这部分业务就不能开展,所以逼着你想办法、找资料,并将这些翻译成政府的语言解释给他们听。这不是违反和对抗,而是将彼此变成合作伙伴的关系来共同寻找一些合作的方法。

《公益时报》:一般跨国公司的捐赠都有着严格的总公司审批制度,安利公益基金会是否能独立执行其捐赠行为?在项目运作等方面,机构又如何保持独立性?

匡冀南:成立企业基金会对于企业CSR来讲,一定会比你单纯的捐款行为更有技术含量,更能解决社会问题。并且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基金会数量的增多,对提升整个行业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安利基金会在财务上是完全独立的,我们所有的捐赠行为只需要向基金会理事会负责,不需要向总公司报批。但在人员上,基金会和公司有一部分是重合的,我暂时没办法完全独立出去。一是因为人手不够用,很难招到既懂得跨国公司运营规律,又有着公益组织运作经验的人。另外,基金会有时需要在安利系统内执行某些东西,尤其是调研和监督方面,比如我想知道云南哪些小学的哪些数据,发一封邮件给我们CSR同事,迅速就可以拿到。这是安利基金会的特色,利用安利庞大的终端销售人员网络,有效精准地处理某些事务,并且不需要安利基金会付出成本。

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在项目上的独立性,项目从设计到执行,基金会都有着绝对的自主权。

《公益时报》:目前,为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相继推出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排行榜,但评估标准并不一致。你认为如何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评估更为有效合理?

匡冀南: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排名应该以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程度为标准,但这个标准不是说你捐了多少钱,而是说你的贡献让这个社会问题有了什么程度的改观。

可能你捐的钱不多,但你有更好的模式,更好的调研,更好的号召力,更有效地解决了某个社会问题。这比你捐了一大笔钱却没有很好地跟进更有值得肯定。目前,公众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技术含量的尊重是不够的。

《公益时报》:从公益从业者的角度看,对于公益行业,你希望政府未来有怎样的引导方向?

匡冀南:我希望政府能创造更优越的条件,吸引优秀的人才到这个领域里来。这是一个专业的领域,应该有很多专业素质和管理素质都突出的人才。他们应该有很强的市场意识、社会服务意识,有很强的敏锐度,有战略眼光。而现在,这些人都在企业里呆着。

这个领域的人才缺乏已经到了严重的程度,前几天我给基金会的募款人员上课,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一些基金会的募款效果那么差。他们完全没有市场概念,不做捐方分析。他们的募款方法很简单,告诉捐方说我在做一个什么事,这件事很有意义,我需要帮助,请你把善款给我。问题的关键在于,并不是只有你一家机构在关注这个领域,很多人都在做,凭什么我把钱给你。捐赠不是是非题,是选择题,并且不是单选,不一定非选A或者B,还可以选很多家,甚至可以选E:以上均不。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做分析,怎么可能成功?这在企业里简直无法想象,我生产方便面,怎么会不考虑其它生产方便面的厂家卖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做通盘的市场分析才能推出我的产品。但在公益行业,这些分析和沟通往往浮于表面。

所以当务之急,这个领域需要从企业引进人才。而政府不一定非给他们多少钱,可以用其他方法,帮他解决户口、给他提供一些荣誉等等,给这些人一个信号上的指引。

《公益时报》:安利公益基金会是外企首家在民政部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在申请注册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匡冀南:安利基金会从2010年10月开始筹备,2011年2月底拿到执照,前后经历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坦率讲,过程并不顺利,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每件事都处理得很有效率,所以时间看起来很短。

我的经验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先琢磨,琢磨你想做成这个东西,哪些因素会导致它不成,分析障碍,然后一个个去克服。

我当时到民政部找负责注册的部门,和这些人开会,问他们我想注册基金会,需要准备什么,你帮我列出来。再多问一句,正常情况下,哪些方面是会造成困难的部分。比如表格里让你填注册基金会的目的,很简单,解决社会问题,说可以这么说,但需要哪些资料才能证明你目的的真实性,而不是为企业做宣传呢?让负责注册的人站在他的角度帮你想。再比如,安利是跨国公司背景,但注册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必须是中国人,那么在公司里怎么能找到一个中国人代表公司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把所有能预料到的问题都收集起来,提前解决掉,未雨绸缪才能提高效率。

实际上申请注册的表格很简单,十分钟就能搞定。很多人就填好交上来,发现一个问题不行,回去改,一个月,再提交,再发现一个问题,再回去改,又一个月。这就是先前没做好充分的准备。

《公益时报》:2012年,安利公益基金会的捐赠收入有多少?主要来源于哪些方面?项目支出的数额如何?

匡冀南:2012年基金会的捐赠收入大约三千多万。包括安利中国的注资、公司内部员工的捐赠还有一些社会资金,其中大部分来自于社会上其它机构的捐赠。项目支出和捐赠收入是基本持平的状态,因为最后的年报没有出来,我不能给你准确的数据。

《公益时报》:安利在中国的营销模式受到很多议论,有人分析,安利在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良好的政府关系。那么你认为外企在华经营政府关系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匡冀南:首先,我从不认为我们的政府是个难沟通的政府,问题在于你花不花力气去沟通,你用的人有没有好的沟通能力。想达到良好的沟通效果并不难,公司先要重视这个领域,肯花人力、资金、花功夫去研究政府的工作规律,研究怎样沟通最有效率、最便捷、最简单、最能让双方达成共识。

安利的营销模式让我们不得不经常与政府接触,所以我们在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举个例子,某个政府部门对你的某个领域做质询,他其实并不了解,他考虑的只是按照相关的文件去卡。但这个文件是有可以讨论的余地和空间的,也有处理的办法,如果你不沟通,这部分业务就不能开展,所以逼着你想办法、找资料,并将这些翻译成政府的语言解释给他们听。这不是违反和对抗,而是将彼此变成合作伙伴的关系来共同寻找一些合作的方法。

《公益时报》:一般跨国公司的捐赠都有着严格的总公司审批制度,安利公益基金会是否能独立执行其捐赠行为?在项目运作等方面,机构又如何保持独立性?

匡冀南:成立企业基金会对于企业CSR来讲,一定会比你单纯的捐款行为更有技术含量,更能解决社会问题。并且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企业基金会数量的增多,对提升整个行业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安利基金会在财务上是完全独立的,我们所有的捐赠行为只需要向基金会理事会负责,不需要向总公司报批。但在人员上,基金会和公司有一部分是重合的,我暂时没办法完全独立出去。一是因为人手不够用,很难招到既懂得跨国公司运营规律,又有着公益组织运作经验的人。另外,基金会有时需要在安利系统内执行某些东西,尤其是调研和监督方面,比如我想知道云南哪些小学的哪些数据,发一封邮件给我们CSR同事,迅速就可以拿到。这是安利基金会的特色,利用安利庞大的终端销售人员网络,有效精准地处理某些事务,并且不需要安利基金会付出成本。

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在项目上的独立性,项目从设计到执行,基金会都有着绝对的自主权。

《公益时报》:目前,为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相继推出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排行榜,但评估标准并不一致。你认为如何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评估更为有效合理?

匡冀南: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排名应该以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程度为标准,但这个标准不是说你捐了多少钱,而是说你的贡献让这个社会问题有了什么程度的改观。

可能你捐的钱不多,但你有更好的模式,更好的调研,更好的号召力,更有效地解决了某个社会问题。这比你捐了一大笔钱却没有很好地跟进更有值得肯定。目前,公众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技术含量的尊重是不够的。

《公益时报》:从公益从业者的角度看,对于公益行业,你希望政府未来有怎样的引导方向?

匡冀南:我希望政府能创造更优越的条件,吸引优秀的人才到这个领域里来。这是一个专业的领域,应该有很多专业素质和管理素质都突出的人才。他们应该有很强的市场意识、社会服务意识,有很强的敏锐度,有战略眼光。而现在,这些人都在企业里呆着。

这个领域的人才缺乏已经到了严重的程度,前几天我给基金会的募款人员上课,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一些基金会的募款效果那么差。他们完全没有市场概念,不做捐方分析。他们的募款方法很简单,告诉捐方说我在做一个什么事,这件事很有意义,我需要帮助,请你把善款给我。问题的关键在于,并不是只有你一家机构在关注这个领域,很多人都在做,凭什么我把钱给你。捐赠不是是非题,是选择题,并且不是单选,不一定非选A或者B,还可以选很多家,甚至可以选E:以上均不。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做分析,怎么可能成功?这在企业里简直无法想象,我生产方便面,怎么会不考虑其它生产方便面的厂家卖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做通盘的市场分析才能推出我的产品。但在公益行业,这些分析和沟通往往浮于表面。

所以当务之急,这个领域需要从企业引进人才。而政府不一定非给他们多少钱,可以用其他方法,帮他解决户口、给他提供一些荣誉等等,给这些人一个信号上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