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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8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刘选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保护战争受难者》中文版第二卷正式出版了，虽是四百多页的大部头，但其丰富的内容使读者一直沉浸和感动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艰辛工作和伟大创造：不管人类之恶有时会让这个世界变得多么残暴和黑暗，但日内瓦公约闪耀的人性之光，让地球上这群最灵长的动物还是展现出其仁慈和智慧的另一面。
虽然在互联网时代，我们随便一查就能读到《红十字会法》和《日内瓦公约》的全部文本，但光读这些法律条文你可能不会感动，而读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保护战争受难者》一书，再去读这些条文，你才会真正认识到红十字运动的价值，才会真正尊敬和崇尚这个守护人类生存底线、维护人类尊严的人道组织。
在战争冲突中发展完善的国际人道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保护战争受难者》第一卷，主要按照历史进程，从索尔福雷诺战役到长岛核战二战结束，纵向梳理四个日内瓦公约的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第二卷则从辨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道服务所依据的公约、附加议定书、国际习惯法、红十字与红新月的规章角度，探讨其承担救助和保护的授权、职责和法理渊源;其第三、四、五部分，结合日内瓦四公约和两个附加议定书的服务要约的法理，横向叙述国际委员会如何运用这些公约条款保护陆战伤病军人、海战伤病军人、保护战俘和平民被拘禁者、保护战争中的平民的实践，展现这些规则在战争和冲突中发挥的作用，评述这些条款的法律效率以及不足。
书中第一部分比较详细的叙述了1949年修订的日内瓦四公约及其后续两个附加议定书出台的背景和过程。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1945年10月国际委员会宣布开始咨询着手全面修订日内瓦公约，接连几年通过国际性的会议商讨文本，并终于在1949年有59个国家参加的外交大会上通过了修订的日内瓦四公约。正如比尼翁所称：“《日内瓦公约》达到了一种可与《联合国宪章》及一些专门机构的创世章程相媲美的普遍性”，因此，其缔约国“几乎囊括了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但随后的“两大敌对阵营之间的对抗、殖民帝国的肢解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政治动荡已引发了一系列冲突，而其中大部分未得到解决”，基于二战经历而“制订的日内瓦公约不适应在公约通过后出现的新的斗争形式，尤其是民族解放战争和游击战”，因此，通过制订附加议定书的形式来补充和发展《日内瓦公约》成了理性的选择。从1971年开始召集41个国家、指派190位专家开始咨询拟草，到1977年6月外交大会上正式通过两个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是《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是《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尽管这两个附加议定书到2012年底止的缔约国家数量均低于日内瓦四公约的缔约国，但是附加议定书依据新的时期战争和冲突特点，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国家红十字会、红新月会参与武装冲突、内战的救援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制约新的民族战争、国内冲突中的非人道行为、保护战争受难者起到了较好的约束作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国际人道法的特殊地位
在一般公众印象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今的红十字国际运动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及190个国家地区的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组成。而作为红十字运动源头的国际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正如科内利奥.索马鲁加序言里所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存在很多易让大家误读的地方：它在个人倡议下成立，但却拥有国际公法赋予的职权;它在思想和行动上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但其成员却是一名名拥有瑞士国籍的个人;它的行动建立在国际公约基础之上，但它本身却不是这些公约的缔约方。”对于其无法归入常规分类的法律人格，比尼翁在书中花了很多笔墨，从日内瓦四公约、两个附加议定书，还有从国际习惯的角度，分析论证了国际委员会的法律授权及其依据、范围和限度，描述了其特殊的法律地位和巨大价值，“虽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缔约方，但该公约实际赋予了国际委员会可以援用的权利，并施加了经后者同意的义务”，从而展示了其“扮演着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特殊角色，因为它肩负着与其他组织不同的职责”。
在第二卷第三部分“保护陆战中的伤病军人”的结论里，比尼翁这样写到：“众所周知，医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毁灭手段之演进却远胜之”，“在我们眼前，一座座城市日复一日变成了一个个战场。在这一点上，革命性的战争与更加精密的武器的罪恶相结合向大规模手段伸出了欢迎之手。”因此“来自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志愿服务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也愈加不能缺少来自一个独特的中立调停人的帮助，其职责是向交战国重申基本的人道原则、确保这些原则的实施并通过援助行动协助执行”。
画卷式描述笔触
比尼翁擅长画卷式描述，大气磅礴，因此让这个大部头的著作读起来既有历史战争的场面感，同时又有法理和哲学的思考，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的同时得到思想的启迪。比尼翁说：“国际委员会的历史就像地震仪的刻度盘，上面刻满人类穿越的所有危机。”虽然国际委员会的行动能起到一定的平定作用，但不会对地震仪上的曲线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而书中比尼翁通过历史画卷式的描写，把红十字运动刻录在记录盘上的这些历史轨迹简介而生动地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红十字运动在人类危机时、为减少战争冲突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抚慰和平定作用。
要感谢本书译者晓亚·杜博礼将比尼翁生动而凝练、严谨且富有哲理的文字翻译的神采飞扬，让我们有阅读的快感，如第二卷结尾的排比句所再现的战俘监禁场景和文字背后的人道关怀：“诚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无力阻止监禁生活难以忍受的折磨。但是，至少，透过其在场的温暖，透过打开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天窗，透过重新连接与情人之间的纽带，透过一种可以防止权力滥用和省份丢失的保护，透过提供物质救助，最后，透过坚守一份还以自由的承诺，国际委员会使俘虏们的监禁生活显得不那么残酷。”
中国对国际人道法的践行
比尼翁在书中数次提及与中国相关的战争。
第一卷中他写到中日战争中，国际委员会派员到日本和中国，提示要遵循日内瓦公约，呼吁双方飞机不要轰炸城市伤及平民，还协助中国建立了接受国际红十字组织的援助渠道，但日本以其是签署国、但政府没有批准文书为借口，宣称该条约包含一些不适合远东情况的条款，拒绝完全履约。后来在远东战争中，涉及到日本军队拘押的数万战俘时，“他们都不忘重申他们的国家不受该公约的制约”，拒绝或严重阻碍国际委员会对战俘的探视。但不尊重国际公约的他们，后来自食恶果，二战结束后大量关东军战俘被苏军拘禁，长时间作为苦力得不到释放，最后他们也不得不借助国际委员会帮助协调遣返。
第二卷第三章中比尼翁叙述了朝鲜战争和中越战争的案例。在朝鲜战争爆发后24小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分别向韩国和朝鲜发出了适应《日内瓦公约》保护战争受难者的人道原则，即使朝鲜当时还不是公约缔约方。但是国际委员会始终未能向朝鲜派遣代表，未能帮助被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俘获的战俘，因为金日成和当时的中国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信函表达了他们对于探访拘禁场所的立场：“我们所做出的在所有的细节中以明确的方式善待战俘的决定足以显示我们的人道意愿与关切，因此我们看不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视战俘营的用处”。但韩国当时却接受了国际委员会对战俘营的探视。
在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时向中越提出了服务要约，国际委员会派出代表团前往河内，但始终未就探访拘禁中国战俘营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而中国此时的姿态显得更加开放和国际化，主动邀请国际委员会派代表团探视拘禁者，探视了6个战俘营和一家医院，并在无他人在场情况下与战俘会谈。此后，双方政府达成释放战俘协议，在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加的情况下，双方战俘在“友谊关”山口获释。
这本书不仅仅是红十字运动和国际人道法最具价值的研究著作，也是最好的全面认识了解日内瓦公约和人道主义的普及读物，还是帮助人类认识人性、重新审视人类尊严、生命终极关怀的思辨哲理之作。
第一卷第二章中，比尼翁引用了何塞·皮霍安的一句名言;“改变世界的是信仰而不是权力”，但愿更多的人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保护战争受难者》一书，信仰和坚守人道主义，从而让这个世界少一些战争罪恶，多一点人性和人道的光芒。
(本文作者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理事长)
■ 刘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