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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06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黄鸿山
晚清人云“为善之道，无非分人以财”，即慈善事业无非是给予弱势群体财力支持而已。虽然此说未免狭隘，但凸显了财富对慈善事业的重要性。但“捐赠”应指自愿捐赠，而清代的慈善募捐在执行过程中却普遍带有强制性，可称作“强捐”。
清前期大力抑制强捐
在清代前期善堂建设中，强捐颇为流行。雍正二年(1724)，朝廷要求各地“劝募好善之人”创设普济、育婴二堂，收养孤贫和弃婴。雍正十三年，河东总督王士俊奏称，河南、山东二省已建成善堂多所，两省士民“欣然慕义，咸愿捐输”。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山东推行善堂时，出现了强行摊派现象，家境殷实者被“勒令捐输”，田亩丰饶者“按地亩摊派”。更荒唐的是，官府甚至按照诉讼官司的审判结果来分派捐助，“听讼则赢者劝之捐助，负者罚之捐赎。以田土讼者，则以田土归之堂中;以钱债讼者，即以钱债归之堂中”。所谓“咸愿捐输”，其真相让人啼笑皆非。
雍正时期，社仓建设过程中也存在强捐现象。雍正帝曾言，社仓由“民间自行积贮，以百姓之资粮，济百姓之缓急”，官府只有“稽查之责”，“不得侵其出纳之权”。实际上，各地推行社仓时，多采取随赋带捐之法。例如，两湖规定：正赋一两，加收社谷一石。这种随赋带收、明定数额的捐输，显然属于强捐。雍正帝曾数次谕令不得勒派谷本，但为促进社仓建设，态度摇摆不定。
乾隆帝即位后，针对建立社仓过程中的强捐现象，采取了一些抑制政策。他严令各项善举应由民众自行呈报，官府不得勒派，违规者加以处分。在颁布禁令的同时，朝廷也曾尝试以政府财政扶持慈善事业的方式，来缓解强行捐纳的现象。政府财政的介入，使得善堂经费状况有所改善，慈善机构对募捐的依赖性减少，强捐现象亦随之缓解。
清后期强捐现象恶化
嘉庆、道光以降，随着政府财政状况日渐窘迫，强捐问题再度突出。嘉庆年间，江苏省兴化知县知会盐务官员，“饬总商鲍崇城于普济、育婴两堂，各捐银一千两”。江南有些地区强令绅富轮流担任善堂董事，由其弥补资金缺口。更有甚者，官府还针对不愿纳捐者制定惩罚式措施，迫其就范。道光十四年(1834)，两江总督陶澍劝捐丰备义仓，将不肯捐助者称作“悭吝之徒”，抗捐者则属“匪徒”，交官府查办。道光末年，浙江巡抚吴文镕规定，对拒绝捐赈者将予以惩罚，由官府制作“为富不仁”四字匾额，置于其门前。
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强捐现象更加泛滥。政府以各种名目强征捐纳。光绪五年(1879)，苏州知府强令肉铺缴纳“猪捐”接济育婴堂，肉铺各商以“业微力艰”为由求免，乃至“转辗抗违，累年涉讼”，官府遂将“首事抗捐之人发县管押，久而不释”，最终迫使肉铺各商户彻底就范。常州敬节外堂原由丝线业捐款支持，因收捐不齐，光绪六年改由丝捐总局“于正捐外带收堂捐一成，由局移堂给用”。江苏如皋以“契税带捐”之法筹集育婴经费，官府征收田房契税时，按田房价格附带征收捐纳，“银一两带收钱十文”。此举于光绪七年推广到江苏全省。
晚清各地还推行过“积谷捐”，用于积谷备荒。江苏官府征税时“带征”积谷经费若干。光绪元年前后，湖南长沙积谷时“按亩摊捐”。光绪四年，浙江要求正赋一两捐谷两斗，“随粮申算”。光绪七年，山东颁发的积谷章程有“按地捐谷”之法。光绪二十四年，安徽芜湖每亩摊捐积谷三斤，“如有拖欠，禀请追缴”。积谷捐的强制性非常明显，在时人看来，派捐积谷已“近于加赋”。
强捐引发诸多流弊
以行政力量强制捐纳，可以在短时间筹集到数量可观的经费，保障慈善事业的顺利开展。但从长远角度和手段的性质上看，与慈善事业的初衷背道而驰，且埋下一系列隐患。
其一，强制性手段引起民众对慈善事业及其管理者日趋反感。嘉庆年间，吴周钤曾被勒令充任苏州普济堂董事，便有“畏堂如畏虎”的感慨。道光年间，常州育婴堂董事一职也被绅富视为畏途。在任何时代，富裕阶层都是慈善捐纳的主力，但是清代的强制性捐纳却导致捐纳大户的反感和恐惧，这无疑阻塞了慈善事业的经济来源。
其二，强捐给贪官污吏和劣绅创造了中饱私囊和从中渔利之机。雍正年间，山东强行收取善堂经费时，就出现了“非分厚敛资财，经营掌管尽出胥吏之手，官役通同从中渔利”的情况。常州绅富不愿出任育婴堂董事，府衙书吏即借机向绅富索贿，行贿者方可免役。光绪末年，苏州娄门外“区董暨善堂董事”张、沈二人借公事为名，向民众勒捐，过往柴草鱼鸭等船，被勒索捐纳银洋数元至数百元不等，阳托办公，实饱私囊。
其三，强捐活动冲击了正常的财政体制，加重了民众经济负担。受“永不加赋”的祖制约束，清朝对田赋的加征比较避讳，对田赋加征的范围与地区均有所限制。因此，强制捐纳成为晚清官府重要的筹款手段，仅宣统元年(1909)清廷岁入岁出册中登记的“正杂各捐”便达4769万两。这种赋外加捐的做法模糊了捐、税之间的界限，为官府加派打开方便之门，“永不加赋”的祖制遂成为一纸空文。
(据《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