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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方军、游忠惠加入“捐赠誓言”背后的隐情

2017-06-13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文梅

当地时间5月9日,比尔·盖茨先生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总部会见国际公益学院GPL全体学员。受这次善财之旅以及“捐赠誓言”倡议感召,董方军与游忠惠相继决定加入“捐赠誓言”行动。

 

■ 见习记者 文梅

5月30日,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全球善财领袖计划GPL学员董方军、游忠惠承诺将半数以上资产捐给慈善事业,正式成为签署“捐赠誓言”的宣誓人。这是继蒙牛集团创始人、老牛基金会创始人牛根生之后,再度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慈善家宣布加入该慈善行动。

那么,“捐赠誓言”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打算做些什么事呢?财富身家达到何等水准才有可能加入?该组织的约束力来自哪里、谁来监督?三位中国成员加入的意义何在?

因向善而加入

据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慈善合作伙伴关系主任罗伯特·罗森向公益时报记者介绍,“捐赠誓言”是一项公众承诺,签署者承诺在有生之年或过世后,将半数以上资产捐给慈善事业。“捐赠誓言”的目标是倡导捐赠,针对社会上最紧迫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寻求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与所有加入“捐赠誓言”的企业家、慈善家一样,董方军与游忠惠表示,希望通过自身的行动,直面解决全球环境、能源、健康等棘手问题,改变弱势群体的命运和未来。

董方军说:“我想通过加入‘捐赠誓言’,和所有有志于推动中国慈善界‘革命’的慈善家们,用四两拨千斤的勇气和努力,把有限的财富和精力,投入到从中国慈善事业顶层设计到民间普及的发展轨道,促使更多的慈善家关注和加入‘捐赠誓言’,带动更多国人参与慈善公益,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慈善公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董方军表示,愿景和期望固然很美好,但推动中国慈善界“革命”并非易事,因其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它需要顶层设计、政府引导、社会呼应、全民参与,才有可能完成。他愿意将压力变为动力,以一己之力,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尝试,承担考察、调研、设计以及推动的中国慈善“革命先行者”。

游忠惠在“捐赠誓言”中特别提到,“向上,使人增长智慧和财富,在追求事业发展方面,立足主营业务,把企业做大做强。向善,则是珍重生命,尊重自然,心怀善意,广播善缘,这使人心态阳光健康,增加福报。”

看到目前加入“捐赠誓言”的三位中国宣誓人都是本院成员,作为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掌门人”,院长王振耀说自己深感欣慰。他说:“前边还有牛根生,现在董方军和游忠惠又能加入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的慈善家,能够和世界上160多位慈善家站在一起交流分享,这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社会特别有意义,对其个人和家族同样意义非凡。这是作为一个人,生命内涵提升到了崭新的阶段。”

不靠法律约束

说起“捐赠誓言”,网友们最关心的无非是三个方面—— 一是程序复不复杂,二是财富“门槛”有多高,最后就是谁来监督的问题。

罗伯特·罗森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加入“捐赠誓言”的流程并不复杂。每位选择立下誓言的人都需要签署一份公开声明,并发表一封公开信,说明作出捐赠承诺的理由。通过捐赠誓言的官方网站错误!超链接引用无效。可以浏览最新的捐赠誓言参与者名单及其公开信。

据王振耀介绍,拥有财富的规模和数量是“捐赠誓言”成员入门的第一考量要素。他说,在美国,只要企业规模或个人资产的财富总量达到10亿美金,就可以考虑承担社会责任,亦可说已经具备了加入“捐赠誓言”的基本条件。

“就算加入了‘捐赠誓言’,最终没有履行承诺怎么办?”

“‘捐赠誓言’有没有法律层面的约束机制,谁来监督?”

类似这样的坊间质疑也正是“捐赠誓言”令世人关注的核心问题——按照美国慈善法和遗产法相关规定,加入“捐赠誓言”的当事人有权阻止关于该誓言是否最终兑现的公共信息披露,而且盖茨和巴菲特也并未硬性要求宣誓人一定要证明什么。

罗伯特·罗森表示,“捐赠誓言”是一项道德上的承诺,而不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捐赠誓言并非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或任何其他特定项目或组织寻求支持。承诺做出巨额捐赠的人们因为共同的信念连结在一起。他们彼此分享慈善经验和理念,共同为回馈社会做出行动。

王振耀也强调,“捐赠誓言”是一个慈善家的自我承诺,是一种道德层面的约束,其自律意义远远大于社会监督。

“比如一个企业家做得很大很成功,只要他能够遵纪守法如实纳税,人家也是一个合法公民,没有人能够强迫什么。所以‘捐赠誓言’无需法律部门的追究或行政部门的介入,它就是自觉自愿的行为。慈善家们勇于加入,并能够履行这样一个口头承诺,恰恰也是体现其人性之美好本真的最佳证明。”王振耀举例说。

董方军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他觉得这样的“捐赠誓言”要比白纸黑字写进合同、体现在文字上,用法律条款做“紧箍咒”更为重要和有效。

“因为这相当于全世界人民、全国人民、全社会对我的监督,这对我的家族也是很好的自律和约束。在荣誉和激励下形成的自我约束,更有意义。”董方军说。

中国慈善家

贡献受到肯定

在采访中,王振耀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不远的将来,“捐赠誓言”组织中的“中国军团”必将日益强大,影响力更甚。

王振耀认为,改革开放近四十年走到今天,中国的财富人群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财富和家族传承的特殊转型时期。“如何管理财富”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不仅不利于财富家族发展壮大,更会对整个社会产生不利影响。

“解决此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和全世界最大的慈善家们在一起,分享经验的同时,提升自我,各个家族也会促进。

王振耀表示,牛根生、董方军、游忠惠就是中国慈善家尝试与国际慈善界牵手共进的先行者。而加入“捐赠誓言”,其意义不单单是提升中国慈善家的国际影响力,还可以积极扎实的推动中外慈善家互通有无,加强双方在慈善公益领域的合作交流。

“比如最简单的,由我介绍和推动的、牛根生的老牛基金会和保尔森基金会的合作。他们在中国进行湿地保护培训,开展对湿地的鸟类保护救助等,那就是各自拿100万美元;比如洛克菲勒家族和老牛兄妹基金会合作,探讨怎么培养中国优秀的青年慈善工作者,也是双方各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然后启动项目开始干。”王振耀介绍。

董方军表示,自己从加入“捐赠誓言”那一刻起真正开始意识到,从此不再是他一个人或一个小群体做公益慈善,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组成了一个和谐团结的大家庭,惠及更多人群。这样的知识和经验在书本上是无法得到的。

采访中,罗伯特·罗森也对中国慈善家为国际慈善事业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予以了充分肯定。他说:“除了捐赠誓言的中国签署者如牛根生、董方军和游忠惠,还有马云、马化腾和陈一丹等中国许多成功的商业领袖,他们将财富持续用于推动慈善事业,成为社会楷模。”

罗伯特·罗森认为中国慈善捐赠的规模与影响力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一代财富创造企业家精神的发扬和传承、慈善领域政策环境的改善和新型社交媒体技术的应用普及为慈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将有望引领世界,开创独具特色的慈善发展新模式。

王振耀说,像牛根生、董方军、游忠惠这样的慈善家能够有勇气跻身于国际慈善大潮,不断的学习和观察,学会奉献,让全世界都对中国的富裕人群另眼相看,这也打破了之前多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家旧有的认识---只知道办企业赚钱而不具备社会责任,由此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整体形象。

“捐赠誓言”背后的公益教育

比尔·盖茨不仅是“捐赠誓言”的创始人,也是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发起人和捐助人之一。他之所以愿意投入一定的时间和金钱来扶持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也因该学院“慈善引领社会文明”的教育愿景与其公益理念不谋而合。

王振耀表示,要想实现这一愿景,公益教育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普及是必需且主要的良性通道。

“大家通过学习善的理念,计划善的项目,同时调整和规范善的行为。这样的公益教育,对于财富人士而言,首先是具有了全球视野,然后是建立对财富理念的全新认识。”王振耀说。

王振耀表示:“比如说牛根生,在学院顶级慈善领袖培养项目‘“全球善财领袖计划’”当导师,他可以和全球的慈善名人,比如比尔.盖茨、洛克菲勒家族、各种国际慈善家族进行交往,在这种频繁多元的国际交往中,使得他对慈善公益有更多思考,这也是他后来加入‘捐赠誓言’的一个认知基础。”

董方军说自己的慈善公益理念有了质的飞跃和改变也是得益于深圳公益学院的公益专业教育。原来他是以一个小公司、小基金会的视角来做慈善公益,现在他希望自己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来一起向善、一起做好事。因为他意识到,公益机构做的再多,也不如影响和带动全社会的人都来做公益和慈善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再好的慈善公益理论,都要在现实生活中加以验证。他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有时候身边的慈善榜样的言行举止带来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更胜书本教育。比如洛克菲勒家族以及盖茨和巴菲特带给他和学员们的公益影响力。”王振耀强调。

王振耀向《公益时报》记者描述了牛根生2012年初次探访时年96岁的戴维.洛克菲勒(已于2017年3月20日去世)后的种种感慨。

“他吃得非常简单啊,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坐的车也不是什么豪车,世界知名富豪原来是这样生活。”王振耀回忆起当时牛根生说及此事时吃惊的表情。

因“捐赠誓言”与盖茨结缘的董方军说,他发现盖茨已经把对慈善与公益的诠释与认知,毫无保留地付诸于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这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没有矫饰与伪装的高尚令他由衷感佩。

王振耀说,这样的慈善家才真正可信可敬。

正如当年巴菲特本人在捐赠誓言中所说:

“在我有生之年或大去之际,我将把至少99%的个人财富捐献给慈善事业。”

“我的家人和我不会为我们的非凡好运感到罪恶,相反,我们充满感恩。假使我们把多于1%的财富花在自己身上,我们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并不会因此加强。然而,剩下的99%财富却能对他人的健康与福祉产生莫大影响。这一现实为我和我的家人指明了道路:留下的财富够花即可,其余则赠予社会,去满足更多需求。这份捐赠誓言,就是我们踏上慈善之路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