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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01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谭云秀 范立君
清末民初，东北地区的慈善事业虽不及江浙一带如火如荼，但亦是有声有色，成绩不俗，这与东北地方精英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这里所谓的“地方精英”，指的是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地位、一定家庭资产、有声望和社会影响力的地方官吏、绅士、商人和学人组成的一个社会群体，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在地方事务中影响力很大，尤其是在社会慈善事业中非常活跃，作用也很独特。
多种措施拯救灾民
彼时东北因地所限，时有灾害发生，加之其时战争与匪患不断，关内移民大量涌入，民众生活困苦不已。
素有慈善仁爱理念的东北地方精英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拯救民众，他们在赈灾、捐款、举办义仓、施粥、修筑善桥、施医、创办医学等方面大显身手，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生存的空间，推动东北慈善事业的初步发展。《绥中县志》记载：“路德鸿因亲老丁单，业儒未竞(竟)，纳粟国子监，性慈悯，专济贫困乞食者，必按名给粥一盂，日日如是，不惮烦屑。光绪乙未(1895年)，邑大饥，每日必煮粥数器，以供村中不举火者。复转贷款接济耕耘，至村中贫户有死不能葬者，闻之慨与棺木不索值。值晚年酷嗜宣讲拾遗《三教真传》诸善书，暗中施舍善书版资数百金，以及湖南赈捐、奉直吉江四省慈善联合会皆捐金暗助……嗣又捐资倡办义仓、义学、义医，以行方便。”
而东北其他地方的社会中上层人士亦跻身慈善。譬如，《新民县志》记载：“清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全境被灾，饥民嗷嗷栖风原野，张守翼廷亟招公益士绅程世恩等筹议，于设赈济事务所一处，以程绅世恩总理其事，筹款募粮设立粥厂10余处，由初秋起至次年春止，全活饥民无算。嗣及宣统三年水灾，更设粥厂20余处，延逾6个月，救济饥民3万余口……民国6年又灾，又设粥厂赈恤。至临时急赈与发放灾民冬衣，则每次赈务前后，举行之。”
通过新民县赈济事务所的成立、赈灾的过程及其效果，不难看出在地方政府的积极倡导下，地方精英在其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而且此地的赈济事业已然走上有组织、有管理且颇具规模的现代发展道路。
施医助民远离疾疫
清末民初，地处边陲的东北地区医疗卫生条件极其落后，民众生命经常受到疾病与疫病的威胁。针对这种情况，包括乡绅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采取施药与施医等方式，拯救民瘼。
民国初年，“李若莲……遵父命施舍药材30余年，活人无算。药饵之费，每岁百余金，概不取偿。王树桐……凡医药罔效者，公以此言告之。辄愈不索钱，不受谢，且供给病人饮食”。(《朝阳县志》)
当时，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接种牛痘，于是东北各地成立了规模不一的牛痘局，为百姓施种牛痘，其间自然少不了乡绅的倾囊相助。《怀德县乡土志》云：“光绪十四年(1888年)，怀德县内经贺埙每见民间婴孩出花医治不甚得法危厄夭亡，殊堪悯恻，爰在西街设立牛痘局，名曰资善堂，以资栽种，拯救婴孩危险。选请募善种医生入局专司其事，并晓谕属界军民人等均听赴局引种牛痘，不准需索分文。”
可见，以乡绅为主体的东北民间力量以施医、施药与施种牛痘等方式使东北人民免受疾病之苦，亦为当地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与此同时，他们的善举与政府行政职能彼此互补，在政府力所不逮之处，以乡绅为主的社会力量行驶着主导者的角色，而在政府所控制的领域，地方精英则起着辅助作用。
兴办义学推广教育
义学也叫义塾，为明清时期由地方或私人出钱资助建立的一种蒙学教育，主要招收贫寒子弟入学学习，带有慈善事业的性质。清末民初，由民间力量捐资兴办的义学与男女学校遍及东北地区。据《北镇县志》，“北镇县的冯庸，字天铎，海城人，初以门阀起家，历充显要，既乃决然舍去。在省区创办大冶工场，招生徒实地练习，以资造就。继思物质文明日新月异，非竞争学术不足与列强相抗衡，乃特立冯庸大学。岁縻金钱钜万，不支公款，掏出私财，于是冯庸大学之名闻天下。丁卯岁(1927年)七月，君由省旋里，学界间欢迎会于师中学校，见校址狭隘不敷应用，慨捐房宅一所，以便扩充，并声明不受褒奖，其热心公益类如此”。
此外，东北地方精英不仅个人为兴办学校积极奔走，且朝阳县内的部分绅士还成立了道德会来推广教育。据《朝阳县志》，“民国十一年(1922年)，经温国莹、高宗明、于化龙诸善士，鉴于山东江绅童锁宣布万国道德会章程，以尊孔教重道德，解除政争，消弭战祸，俾人类平等世界大同为宗旨，殷然赞成，遂集资在城内立道德分会l处……为实行利民生、启民智、敦民德之三种计划起见，除对于游行、讲演、宣传得到唤醒民众等事著实工作外，并设有高初两级学校，校内学生殷富，能纳费者则纳之，其贫穷不能纳者悉免除之，意在广育人才，领导社会。复于三区头道梁子组设分会，附设男女初级学校以事扩充云”。
可见，一些家境殷实的富人与有功名的士绅不惜巨资，兴办义学或是男女学校，使本地贫穷子弟接受教育，不再受不识字的困扰，提升乡民的文化素质，为个别受教育者日后步入仕途奠定了基础。同时，有的学校也向他们传授谋生技能，从根本上解决其生计问题。
从个体到家族的积极参与
在地方志中，关于以个体与家族的形式积极地参与慈善事业的记载非常多，如“梨树县的王永……曾置义地十数亩以葬贫无所归者;耿云波……民国六年(1917年)创兴三江口镇，首出资收买民产400亩，以为之倡，后官以所余资设学校，立筹察市规模以具。又施义地20亩，冡已数百，人皆称德焉;常荫廷，民国十九年(1930年)辽水泛滥，村民咸被灾，乃出积谷千石以济之，乡党皆称善”。(《梨树县志》)
当时的地方精英除以个人的名义救济民众之外，还往往使整个家族积极行善。如，怀德县毕氏家族的几代人不间断地捐米施粥，施惠邻里百姓。《怀德县志》记载：“毕清汉，教习附生，毕文林之祖，世居城西毕家洼子，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秋，因霪雨数旬，辽河泛滥为灾，爱捐小米50石，于秦家屯设糈锅以食灾黎，保全甚众。二十五年(1899年)，经高令暄阳筹办积谷，独捐谷50石为倡。每有携家远徙或贫民乞丐，经其门者均行带入膳房，予一餐，凡十数年如一日。至于建书院修学堂与一切地方公益事，无不首先赞助。家中食指二百七世居，同居人咸谓乐善之报云。”
成立各种慈善组织
这一时期，个体的力量推进慈善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为扩大其乘数效应，东北区域的地方精英积极地筹设各种慈善团体以济世救人，例如红十字会、义赈会、教养工厂、道德会等。
如《朝阳县志》记，1917年，朝阳县的“杨名声、张富国、陈玉山等创设公善堂、施医院于佑顺寺中。及七年(1918年)有外八营帮统杨润芝协同赞助改立红十字会……历年倡办公益颇著成效。民国十八年(1929年)，经周县长发其倡率官绅商民组成红卍字会一所，崇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施医药，设学校，凡关于慈善及民生有益事件一概举办，不遗余力……所需钜款，均系会员及仁人善士好善乐施之所捐集焉”。“杨名声……初于前清季年节和同志发起热奉吉江四省义赈联合会，并附以通俗讲演社，贫民学校。民国六年，渐觉义赈名义范围过狭，又改为热奉吉江四省慈善联合会，总会设于朝阳根德营子，建筑房屋百余间，分为三院，中为办公处，东西为男女学校办公处……1923年，成立朝阳全境义仓，各存粮有差，派人管理。其他近如，锦县锦西凌源热河山海关，远若京畿山东安徽湖南，且远至俄国赈济之举，无岁无之。”
这表明，当时东北各地的善士不再局限于一处，而是突破地域的界限形成一定的联系，呈现区域一体化的趋势，集众人的力量去募款救灾，发挥其最大的效用。可见，地方精英的善举是从个人、家族的行为发展至组建慈善团体，尤其是慈善机构设有专人管理，经费的来源与收支也有详细的记载、发布，甚至借助报刊传播慈善讯息。这反映出在西方集群结社思想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的慈善事业走上了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发展轨道。
■ 谭云秀 范立君
